司法政治秀

張升星

衰雞獻出生命，司法則賠上中立，反正這已是台灣社會約定俗成的規矩，
對司法機關而言，算恁壞運，嘸麥安奈？

每到選舉，司法機關總是政客表演時不可或缺的舞台，當然大家都知道，那並不是什麼尊重司法的高尚表現，而是政客們向支持者宣誓表白的例行儀式。以前候選人總會到廟裡斬雞頭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隨著時代的演變，雞頭不再，改以按鈴申告的官司取代之。二種儀式的祭品雖有不同，然其目的則始終如一也，都是靠著無辜的犧牲者來成就政客的目的。衰雞獻出生命，司法則賠上中立，反正這已是台灣社會約定俗成的規矩，對司法機關而言，算恁壞運，嘸麥安奈？說得白話一點，朝野政客真正希望的就是透過訴訟，讓司法扮演政治鬥爭啦啦隊的角色。
這些案件，當事人其實並不期待法院能夠發現真實，因為它最主要的目的只是作為向群眾喊話的競選手段而已。就像第一夫人控告陳由豪加重誹謗一案，假如根據沈富雄委員的證詞，恐怕第一夫人未必能夠贏得官司。但是選舉過後，根本沒有人還在乎這個案子的真相如何？或者持平的說，它們其實本來就不那麼重要，只是因為選舉的需要才重新加工，匆忙上市。當然，這些粗製濫造的司法訴訟在選舉成敗考量的壓縮之下，也益發顯得渺小而無奈。
司法淪為權力鬥爭的道具
有限的司法資源浪費在替政客擦屁股，這當然是最顯而易見的弊病，但是恐怕更壞的影響還不止於此。因為選舉期間各種違法的指控多如牛毛，各方都把訴訟效果放在「是否影響選情」這個層次，所謂法理云云，只是政客間權力鬥爭的的道具而已。
所以選舉過後，勝利者贏得權力，失敗者贏得群眾，司法機關則再次成為耍弄的對象，什麼都沒有得到。就以本次大選爭議最為激烈的「防禦性公投」為例，執政黨宣稱是為民主深化的必要過程，在野黨則指為操弄選舉的競選手段，連帶使得法學專家和律師界涇渭分明地為雙方搖旗吶喊。結果呢？選舉一完，忽然間對於「防禦性公投」的合法性就再也引不起專業討論的興趣了。大家都虛晃一招，如果下一次選舉同樣的戲碼會再來一次，我想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美國從Marbury v/ Madison（1803）一案所確立司法審查的機制，一舉就把司法機關的高度提昇到憲法守護神的崇高地位。此後就不斷藉由諸多個案的衝撞，司法權一點一滴地建立它的專業權威。可是台灣社會的重大爭議，在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之後，司法權始終很難藉由個案的審查來促成法律的成長，毋寧是最令人遺憾的。
台灣司法的泛政治化
不過也有相反的例子，有時候司法機關的若干作為，如果是在平時，恐怕很難通過適法性的審查，可是由於選舉的政治考量，只好半推半就地矇混過關。就以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以「他」字案傳喚陳總統作證一案為例，假如不是碰上總統大選，很難想像總統竟然只會因為八字都還沒一撇的「他」字案，就得接受檢察官的傳喚！可是由於選舉的放大效應，在野黨見獵心喜，磨刀霍霍，使得陳總統乾脆順勢加演一場尊重司法，教忠教孝的大戲。除了聽到戲台下觀眾的喝采聲和汽水聲之外，司法本身其實是異常沈默的。如果這樣也能算是政治人物尊重司法的樣板，台灣社會的泛政治化還真是病得不輕。
最最最離譜的是，選舉竟然搞得連陳由豪、黃宗宏、梁柏薰這些金融弊案的被告也變得正義感十足，還能臉不紅，氣不喘的揭發不法？看著弱智的媒體隨著台上演技超爛的臨時演員起舞，再想想這幕劇本被改得亂七八糟的司法野台戲，除了忍耐，嘸麥安奈？（作者為台中地方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