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終於開庭了！

李艾倫

最高法院終於開庭了！
◎李艾倫 ＿民間司改會工作委員、律師
我國最高法院不但是終審法院，更是法律審，透過對爭議法律問題以判決表示法律意見，而達到統一解釋法令的目的。然而，在訴訟程序中擔負如此重要功能的最高法院，卻幾乎不開庭。《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但書雖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進行辯論，但是據統計顯示，數十年來，最高法院開庭辯論的案件卻只有3件，所謂「必要時得命辯論」的規定，幾乎成為具文。而也因人民既無法由開庭了解最高法院審理過程，也因保密分案而無法知悉案件承辦法官，因而使得最高法院一直以來充滿了神祕色彩。
今年4月25日，最高法院非常罕見地開庭進行言詞辯論！當天一早最高法院門口即出現排隊旁聽的人潮，法學教授、法律系學生、實務工作者、記者，對於這過去難得一見的情況，莫不盼望看到精采的法庭攻防，希望透過檢辯雙方互抒法律意見，而使爭議的法律問題得以釐清。然而，不知是否因各方事前有太多期待，這次辯論庭似乎有不少落差！
法院提問 檢辯卻未能聚焦
首先，辯論前媒體報導最高法院對外表示本次辯論重點在於「共同被告拒絕證言權」之法律爭議，然而，整場辯論法院擇取之爭點卻在檢察官是否「即時訊問」與未即時訊問是否屬「證據排除」範圍。不知是否因現場辯論爭點與事前所知不同，對於法院的提問，檢察官與辯護人的回答卻似乎無法聚焦。對此，未免讓人納悶，雖然因為法律審的性質，而或許沒有聲請證據調查相關程序的準用，但為何不準用準備程序相關規定，事先整理法律爭點，使檢辯雙方就爭點事先準備，言詞辯論時再將精力集中於爭點進行攻防。
況且，就第三審的審理範圍，除上訴理由指摘之事項外，法院尚得調查判決是否有當然違背法令、援用法令不當等情形，更遑論職權上訴案件被告可能連上訴理由都無法或不知提出，於此情況下，若非事先以爭點整理的方式，使雙方當事人事先知曉，否則當場拋出雙方書狀未提及之法律爭點，甚至如同此次辯論當場才提供國外法院判決，要雙方立即表示意見，豈不是讓檢辯好似參加即問即答之百萬大挑戰般嗎？
第二個疑問，則是何不如同大法官解釋程序，邀請對爭議法律問題有研究的學者專家，到院表示法律意見？如此不但可使法庭活動不再限於檢、辯雙方各說各話，更有直接促使法學進步之功能。再者，雖然因第三審是法律審，所以主要陳述者為檢察官、辯護人，然而被告既然身為案件的當事人，為何這次辯論庭卻不見被告蹤影？
第三審為法律審 更應採強制辯護
此外，由此次辯論，更可看出在法律審階段保障被告辯護權的重要性，在以法律專業高來高去的第三審，顯然不可期待無法律專業知識的被告可以獨自勝任。然而，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88條卻排除強制辯護規定的適用，使得被告於特別需要法律專業協助的第三審程序中，反無法獲得國家接近律師權、辯護權的保障。這樣的結果將使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知識水準較低之被告，因無資力、不知有權聘請律師為其辯護，而無法使被告在上訴程序中受到實質有效的辯護。論者或謂第三審辯論在《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2項已明文規定「以律師充任之代理人或辯護人」行之，然而，立法理由既然在於法律審著重在法律意見的表達，所以適合由「通曉法學之人」來進行，則何以開庭時「口頭表達」就需要「通曉法學之人」，不開庭時「書面表達」就不需「通曉法學之人」？
無論如何，最高法院回應各界從善如流開庭辯論，縱使有許多可調整之處，但總是邁出改革的一小步。期待將來，能以規則或慣例建立起第三審辯論程序審理規範，使程序具有可預測性，引入學者專家鑑定法律意見，使辯論內容更加豐富，並同時照顧到弱勢被告法律協助的需求，讓雙方當事人透過對爭議法律問題的現場辯論，使真理越辯越明，進而達到促進法律演進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