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作為社會變遷的機制

羊憶蓉教授

—、司法改革成為一種社會運動
「司法改革」如今成爲各界耳熟能詳的議題。尤其當司法院歷經林洋港、施啓揚、及現任翁岳生院長都力倡司法改革，司法主管機關儼然成爲司法改革的「主體」。但我們不要忘記，司法改革事實上最初是發自民間的一個社會運動，是由司法的「受害者」所發起。一九八六年因林正杰案而發生一連串所謂「法院滋擾事件」。一九八七年以民進黨籍律師爲主的「司法改造運動」委員會成立，提出三十七條「司法改造方案」。同年並發生凸顯「司法悲劇英雄」高新武的「吳蘇案」，以及轟動社會的法務部長蕭天讚的關說案，社會大眾對司法界之內的關說文化、「上級操縱」等現象嚴加撻伐。這些事例凝聚了社會各界產生必須「司法改革」的共識。
台灣的司法改革運動從此沿著三條主線在發展。第一條是由司法院主導的官方版本的改革。第二條改革的主線由「體制內的異議者」所組成。一九九三年首先由台中地方法院發起「還我法官自治權」運動；「改革派」的司法人員並曾在參加司法院司改委員會時有過數次退席抗議的紀錄；一九九七年修憲期間，由各級法院法官組成的「中華民國法官協會」繼續請願修憲。在檢察官方面，則有「檢察官改革協會」組成運作。這些司法體系內第一線工作的「異議者」，所揭露的司法問題多能切中體制內弊病，而引起社會重視。
至於第三條路線則是標舉「民間」色彩的體制外改革者，從最初的「司法改造運動」，到一九九0年以台北律師公會爲主的「司法改革運動聯盟」，演變至一九九五年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民間司改運動的主力軍多爲對司法議題有興趣的專業人士，包括律師、學者爲主，並且和上述第二改革路線的體制內的改革者互爲呼應，輿論描述爲對司法改革形成「風起雲湧、裡應外合之勢」。
司改運動中，官方對於「改革」的名號有所掌握，而又擁有行政資源和進行體制革新的「正當性」，但改革卻可能流於形式化。舉例而言，司法院在今年四月出版的「司法改革具體革新措施」，雖涵蓋「司法爲民」等遠大目標，但其中各項所謂「具體計畫」，包括內容空洞者如：「褒舉高風亮節司法典範楷模」、「維護優良司法風氣」；毋庸贅言者如：「嚴謹証據法則」、「要求法官爲人民徹底解決爭訟」；或瑣碎者如：「鼓勵法官精研外文」、「籌設司法文物陳列館」、「邀請外國法官學者訪問演講」（以上均列爲具體改革的短、中、長程計畫）。相形之下，目前各界對司法最缺乏信心、最嚴厲批評之處，如政治干預司法等問題，卻毫無涉及。此外，對於相關訴訟制度的重大改革方向如當事人進行主義，具體的配套措施及推動進程亦少見詳細規畫。這些事關人民基本權益，以及維護司法正義的結構性問題，如果未獲司法院的改革承諾，則司法院將只是徒然占據了司改口號。

二、司法應自許成為國家與人民的調停者
從威權體制轉型的社會，人民需要能制衡政府權力的機制，尤其需要司法扮公正的裁決角色，使人民無須沈陷於體制外的抗爭手段。但至目前爲止，司法體制所受到最嚴厲的批評，多半仍在於不能完全擺脫政治千預力。例如法院多次賄選判決明顯地未符合社會正義和經驗法則，引起軒然大波，連司法人員本身都難以信服。
由於既有體制內存在多種惡法，迫使人民「自力救濟」行動層出不窮；而司法部門則有面對「惡法亦法」及維護「社會正義」的兩難。這類情形多有賴司法人員技術性地從「惡法」中找一出口，使民眾要求的社會正義得以發揮，進而對行政及立法部門形成修改法條命令的壓力。過去森林小學被控違反「私立學校法」而獲判無罪，最終造成私立學校設立解禁，並有「教育基本法」通過。其他又如最近若干相關國家賠償的判例，例如業者不滿台北市府工務局執行掃黃專案時未査明違規事實即予處分，申請國賠而勝訴。又如台北市新聞處查禁「妨害風化」書刊，業者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訴請國家賠償亦獲勝。這些判例的累積，對於行政機關的裁量權作出尺度判定，也使很多社會衝突和集體抗爭手段較可能避免，可說是司法作爲「國家與人民之間的調停者」的貢獻。司法機關以獨立地位對「國家/人民」關係作出新的界定，使「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建立起明晰的民主共識和規範適用。
三、司法體系是否能回應、甚或領導社會變遷？
除了政治改革之外，社會思潮亦有所演變，時常發生與傳統文化扞格之處。司法（及立法）能否帶動思潮，促進變遷？社會一方面期望司法體制維持獨立公正、不受外在環境影響的超然地位；但另一方面當社會規範或價値觀在變動之中，社會大眾亦希望司法重視「大勢所趨」。過去多次有關賄選案的判決脫離社會正義的期望，法律學者提出「裁判者不能不食人間煙火」的評論。亦有其他的社會議題，反映社會價値觀的變動，有賴司法判決影響社會思潮。前述台北市府新聞處査禁所謂「色情書刊」，業者不服而訴請國家賠償獲勝的例子，引起社會對「色情」及「言論及出版自由」的關係重新思考和討論。三死刑犯的例子，以及最近的「懲治盜匪條例」時效性的問題，引起社會對於「社會秩序」及法律「程序正義」的關聯重新省思。又如引起重大風波的判決書中出現「賄選文化」之說的例子，也是一個關於社會文化和法治目標之間的衝突個案。當這些判案經過長時間的累積，對人民基本權利意識的提升應有所助益。
(轉載自中國時報8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