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無解的難題？--談刑事訴訟中的「發現真實」

黃俊凱

2009年3月從巴發利亞的多瑙河裡打撈出一輛汽車殘骸，警方用起重機把這台賓士從水中拉上岸，車的擋風玻璃碎裂，從裡面流出水、污泥，還有一具屍體。DNA分析很快的辨認出這具屍體的身分，他是一位7年前失蹤，來自多瑙河沿岸Neuburg小村莊的農夫RudolfRupp，這輛汽車殘骸的發現，是給德國司法正義與人民對司法的信賴重重的一擊，原因是這名男子的死亡，Ingostadt地方法院早在4年前就作成判決，當時承審法官認定，他是被妻子、兩個女兒和大女兒男友在2001年10月用榔頭擊斃後肢解，屍塊被拿去餵狗，剩下的也都被豬吃掉了。不過這還不夠驚悚，法官在判決書中還補充:「存在著這種可能性，這些豬隻甚至最後也被這家人吃掉了」，一直到汽車殘骸被撈起來以前，這些被告足足坐了1882天的冤獄。媒體說，本案真是第三權的一個超級傑作。
另一個在德國至今仍爭論不休的案子—MonikaWeimar案，Monika這位婦女在1988年被Fulda地方法院以她殺害自己兩個小孩為由判處終身監禁，9年之後她提起再審，1997年本案出現了第二個事實，Gießen地方法院宣判她無罪，理由是沒有證據足以證明她殺害自己的小孩，檢察官提起上訴，聯邦最高法院撤銷該判決，事實經第三次審查，Frankfurt地方法院於1999年作成判決，終局認定Monika確實有罪。即使如此，媒體和民間一直有質疑的聲音，一個母親如何能把自己的親生孩子勒到窒息而死?本案承審法官之一，目前已經退休的Gehrke不這麼認為，就是他的法庭最終宣判Monika有罪的，他很確定這件判決是正確的:「這是罪證確鑿的，共有超過50項的證據證明確實是她所為」。但為何Gießen地方法院會作完全相反的認定?Gehrke解釋道:「當時律師成功的打動其他兩位陪審法官，讓他們相信這位女士是無辜的司法受害者，她也一直為她小孩的死悲慟萬分」，而判決如果無法獲得兩位陪審法官的贊成票是無法通過的。「本案事實的判斷對於陪審法官基本上是很困難的」Gehrke說:「只有真正專業的法官才有能力在他所相信的事情，和他所能證明事實之間作出正確判斷」。問題是，專業的法官是如何做到的?
刑事訴訟的事實認定，法官都是援用「自由心證原則」，坦白說，這是沒有特定方法的一項原則，這項原則要能發揮作用，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要讓法官有真正的「自由」，但很多法官承認，他們在作成判決時通常不是很自由，而是經常會遭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壓力。

自由心證原則的內部壓力
來自司法制度本身施加給法官的壓力，就是訴訟時間壓力與作成判決的壓力。冗長的訴訟程序、繁瑣的證據調查過程，通常會讓法官產生無力感，尤其是訴訟還在審理中，羈押期間卻已經不合比例的過長時，就不得不將被告釋放，但對於發現真實而言，有些案件羈押期間確實是不夠。事實上，為了貫徹發現真實原則，有時候是需要勇氣的，但並不是所有的法官都有這項勇氣。
另外就是預審制帶給法官的判決壓力，一位刑事辯護律師Strate認為「法院在訴訟中都已經有先入為主的判斷了」，這句話從訴訟制度上來看似乎有其道理，法院在接觸到第一個證人之前，就要先對本案作判斷，只有認定有作成有罪判決的蓋然性時，才在中間程序裁定許可起訴進入本案審理，如果在訴訟中發現本案起訴確實沒有理由，那法官自己往往也會很難堪，又如果被告在訴訟開始前就已經被羈押一段時間，那法官作成有罪判決的壓力就會更重，尤其是羈押裁定被上級法院撤銷時，可能會讓法官更加固持己見，他要在判決裡證明他其實才是對的。
但或許法官的先入為主對發現真實還不是那麼有影響，真正決定性關鍵的是卷證資料對法官判斷的影響。刑事偵察權主體雖然是檢察機關，但證據的調查大多都是刑事警察進行，換句話說，法院發現真實的基礎，其實是警方移送卷證資料裡的調查結果，問題在於警方是犯罪偵察機關，其目的在破案，其卷證資料不見得完全可靠，例如證人在警方那裡可能已經被嚇壞了，才會說他知道某件事非常清楚，即便這件事原本只是他的推測而已，然而要法官事後找出卷證資料以外(或被刻意掩蓋)的事實，或者去突破證人的心防，其實是件非常艱困的工作，因此實務上，法官對證詞有疑問時，通常會習慣性的遁逃到所謂的「秘密採證原則」，一位邦高等法院法官GuidoKirchhoff這樣形容，「如果沒有其他線索可得知證詞是有誤的，該證詞原則上就會被採信」，因為這種「在容有懷疑時，控方證人所言為真」的概念，對於證據調查者是非常便利的。但是聯邦最高法院近來已採取嚴格把關的態度，對證言其證據證明力的要求已經明顯的提高，並且會對這個部分先進行審查。

自由心證原則的外部壓力
特定案件會激起社會輿論或一般民眾同情被害人、要為被害人討回公道的法律感情，這對法官的判決也會造成很大壓力，例如在兒童性侵案的訴訟過程中，就常會引來一些好心的社會工作者及兒童保護者的聲援活動。「刑事訴訟也必須為受害者提供慰藉與平反」這個概念，法律政策上經常被拿來討論，但這樣的概念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刑事訴訟制度(不包括一些例外情形)並沒有給犯罪被害人任何角色，刑事辯護律師Leitner就提出警告:「這會讓審判庭變成治療機構」。對於不法施以刑罰制裁，現代刑事制度之所以將這項權力交由法官獨占，目的就是在追求正義的同時，不希望受到被害人痛苦、尋求報復及慰藉心理的干擾。
但是在一些案件，例如性侵害案件，要作成無罪宣判，不僅對被害人，包括對法官也都是非常煎熬的，「我當法官時，曾經歷過一位婦女哭泣著在我面前崩潰，就在當庭宣告她的被告前男友對她性侵行為無罪時」，法學者Marxen說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向被害婦女解釋，無罪宣告是因為證據不足，不是我們不相信她，是我們沒辦法證明」。

DNA鑑定方法是發現真實的萬靈丹?
法庭上，關於被害人或證人的陳述，要如何佐證其為真實，尤其是當被害人是唯一的控方證人，或證人本身的陳述前後矛盾時，法官要如何發現真實?法院通常的作法就是將發現真實的責任移轉給鑑定人，讓科學方法探究，究竟誰在說謊，誰說的是事實。有關發現真實的科學鑑定方法，法官已經越來越倚賴DNA檢測的鑑定方法，在實務上，DNA的檢測確實可以把法院發現真實的能力提升到另一個新的境地。在德國，檢察機關與法律政策專家已經要求透過修法將所有犯罪前科人的DNA資料建檔，但截至目前為止，只限於對重刑犯、性侵害犯及連續犯才能夠建立其DNA檔案資料庫。
DNA鑑定的科學方法確實很誘人，因為如果可以正確的判讀出遺傳的相關資訊，不僅可以證明相關線索與特定人的身分是否吻合，而且還可以調查到某個人其身體特徵的詳細基因資訊。但是，已經有許多法律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提出警告，「追求絕對的真實會趨向絕對主義」，聯邦最高法院法官Fischer就指出;「刑求的人也只不過想要找出真正的真相而已」，對於這些一味想要發現絕對真實的人來說，如果有科學方法可以幫助他發現真實，或許也可以不必走到刑求這一步，於是，「不必動用野蠻的刑求手段」，往往就是那些想要強制建置全民電子監視系統、建立個人資料檔案庫，以及使用秘密偵察等手段來追求所謂「正義」的強硬派最好的藉口。

刑事訴訟的目的在發現絕對的真實，或是為了作成一個判決?
為了保障個人隱私、行動自由等原因，刑事訴訟未必能發現絕對的真實，問題是，司法能夠接受刑事訴訟「經常不能揭發真正的真實」這件事嗎?自由派的前大法官WinfriedHassemer認為「是的」，司法的目的應該是在探求「一個符合正義必要條件的真實，即使它有時可能並不充分」，因為「刑事訴訟程序必須先探求出一個事實，司法接下來才能作出正確的法律適用」。的確，「探求事實」與「發現真實」是不同的兩件事，嚴格來講，刑事訴訟的目的是要作成一件司法判決，而不是發現絕對的真實。刑事辯護人Schirach是這樣形容:「『刑事訴訟要徹底找出事實真相』的說法，只不過是被虛構出來的」，「當所有的證人都說車子是藍色的，對法官來說就是藍色的，即使事實上是綠色的」。這樣說好像很駭人聽聞，但法官其實不需要真正的事實真相，他只要在探求真實的過程是合法正當就已足夠。前大法官Hassemer也認為，法院要取得絕對的真實是有很多阻礙的，因此其認定事實是「很有選擇性的」，事實的真相經過刑事訴訟過程的逐步篩檢，其實留下的只是事實的替代品，也就是一個被格式化整理過後所呈現的「事實」，即便是如此不完美，目前為止刑事訴訟和它重重複雜的程序，仍然是確定罪責的最佳方式。
然而，一位刑事辯護律師Leitner觀察到:「德國的法官們近來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他們找出真正真實的案件事實」，這個壓力不僅來自社會上要求將犯罪真相公諸於世、實現正義的呼聲，也來自於司法系統本身，他批評，聯邦最高法院「越來越要求法官必須查明事實真相」，然而這種要求有其危險性，因為如果要法官擅自去追查所謂「真正的」真實，等於要他越權在訴訟程序之外另外再去發現真實，但如果法官可以在法庭程序之外另外再去干涉他人的生活，那他毀掉的不只是個人，也包括司法威信。
誠然，法官難為，但不可否認的，他手中握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權力。Gehrke，這位承審MonikaWeimar案，擁有30年審判經驗，並作成數以千件刑事判決的資深法官，最後語重心長提醒，作為一個法官，「一切都要謹慎再謹慎」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