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的法治教育

王時思執行長

檢察官的法治教育
王時思 執行長
日前一起檢察官以公共危險罪起訴國中生丟網球案，輿論譁然，各界紛紛表示不可思議，一件沒有造成任何傷亡的「網球事件」竟然以公共危險罪論處，少年最後還被判了假日輔導收場，這起「大砲打小鳥」的司法案件，讓社會重新認識到一個檢察官眼中的正義。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這位義正辭嚴、一心想「殺一儆百」的檢察官又何嘗不是法治教育下的「受害者」呢？
當這位檢察官表示：既然少年作錯事，就應該為他做的事付出代價，這就是最好的法治教育。相信並沒有人會反對這個想法，問題是，「付出代價」的方法必然等於「移送」嗎？換做一般人，自己衝過去痛罵學生一頓者有之、找家長理論者有之、找老師訓誨者有之，甚至找學校記過都是可能的方式，請問，這些難道不算付出代價？不算法治教育？這正是法律人的盲點。眼界裡往往只看見白紙黑字的「法律」，似乎只有動用追訴、國家刑罰權才算是「法律」，而對於生活中集體生活的秩序義務、法治觀念養成卻視而不見。當然這也正是台灣法治教育的盲點。試問，難道法治教育的目的只是為了教出一個不殺人、不放火、不違反刑法的孩子而已嗎？如果是這樣，我們又怎麼能期待見到沒有警察也不闖紅燈、不亂丟垃圾、不嗑藥的孩子呢？又怎麼能期待互相尊重、講人權的社會呢？
所以，我們希望提醒所有的法律人，重新找到「看見法律」的方法，看見法律的精神，而不是將法律矮化為成文法典的條文規定而已；而也要提醒更多的人，當責怪檢察官濫用國家公權力的同時，也該藉機反省我們的法治教育，在這種缺乏生活化的體會、實踐，只注重法律恐嚇功能的教育方向下，必然會忽略法律作為社會集體生活維持者的角色，讓法律與生活脫節、對立，變成「只要不被抓到就不算違法」的扭曲觀念。「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意義在於：法律是社會生活最基礎的行為準則，而非是唯一的準據；法治教育不但不應該被等同於「恐嚇教育」，更應該強調生活中具體的法治觀念實踐，否則，我們的法治教育只會教育出陽奉陰違的孩子和殺雞用牛刀的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