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忽略的事

吳景欽

針對40名待執行的死刑犯聲請釋憲，大法官目前以不符合聲請釋憲的要件為由，而為不受理的決定，關於如此的形式駁回，或可使大法官免於陷入死刑存廢的爭執，但似乎失去了大法官該有的擔當與作為。 此次釋憲聲請，大法官雖為不受理的決定，但卻也針對聲請事由，為駁回的理由說明。其中第一 個理由，即是關於死刑存在是否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由於此公約第6條並未明確要求各國廢除死刑，因此，大法官的如此理由似乎正當，惟大法官似乎有意忽略了此公約所明示的死刑廢除趨勢，且根據此公約所衍生的死刑廢止條約議定書，也於1989年底為聯合國總會所採擇，甚而在2007年底，其亦通過要求各國儘量採取死刑停止執行的決議。 其次，在死刑案件的第三審審理，由於採取法律審，在純屬法律技術的辯護中，被告更須受法律專業的輔助，但令人不解的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88條，竟將律師的強制辯護排除於外，不僅違反人權公約的規定，被告的辯護權的保障也因此喪失。但不受理的理由書中卻以，我國於公設辯護人條例與法律扶助法中，皆設計有被告可因此獲得辯護為由，而為正當化，如此的解釋，乃是將法律救助的制度與對被告的正當程序保障混回一談，尤其是我國在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後，該強調的，是被告是否受到足夠的程序保障與有效辯護，而非以被告可能獲得的法律援助來解消法律保障的不足，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如何防止誤判產生，第三審正負擔著最終的防線，被告如何有效獲得辯護，決非僅以有法律扶助系統存在，即可解決。 雖然大法官以形式駁回的方式為不受理，但從不受理的理由書觀察，大法官實已進入了合憲與否的實質審查，但卻礙於不受理之故，而僅能以極為化約的理由為不受理。如此的作法，雖可免於使大法官陷入死刑爭議的漩渦中，而可保持司法的中立性，卻也失去了作為司法正義最終解釋者該有的責任與擔當，此果真是大法官所當為，實値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