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牆手記之四─圍牆內的心情

黃雅玲執行秘書

今天蘇爸必須到台大醫院作複檢，無法與我們同行，除了我與怜惠外，還有一位靜宜大學四年級的英珍，她早在三年多前，台權會發起一人一信給總統的時代，便一直關心著蘇建和三人，最近想以這案子作為她報導文學的作業，所以除了跟劉秉郎通信外，得知我們今天去看他們，特地遠從台中趕來。
因為他們三人是極刑犯，探視他們需要經過層層關卡，這一切對第一次進入看守所的英珍都是很新奇的經驗；我們則早已習慣進入這些繁複的檢查手續，甚至只要一看到是哪位女警執勤，就曉得今天嚴不嚴格。
下午蘇建和見到我，寒暄一會兒之後，開始認真的說他對於【圍牆手記】的想法。他覺得這樣做很好，也很想加入我們的行列：「我已經很久沒有寫了，不過我會開始振作起來，還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事，留下一些記錄，對司法改革有些貢獻。雖然制度的部分我不是那麼瞭解，可是司法黑暗的現況我可是有深刻的體驗。像以前我們還流傳一份『法官與律師的對照表』，就是打官司之前先看是哪個法官審理，對照之後再去找『有力』的律師，這樣官司才會打贏。」
我對他說的內容很有興趣，追問：「那你這表還在嗎？可否寄一份給我。」
他笑笑說：「早丟了，誰知道這表留著還會有用！」之後，他又接著繼續說「真的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作人權的義工，因為我最瞭解司法人權保障該怎麼努力。」
最後，會面結束之前他特別交代我：「對了！你要幫我轉告蘇律師，蘇律師待我們就像他自己的小孩一樣，你一定要幫我轉達，莊林勳現在每半個月會去看一次醫生，且他跟阿郎住在一起，所以最近他很穩定，情況很好，蘇律師過年前來看我們，所交代我們的事，我們都有在努力，請他放心。」
離開看守所的高牆，心裡迴盪著建和今天說的話，不禁想起前一陣子，曾有一位知名檢察官因為演講的需求，而來電詢問我們是否有刑事訴訟法對保障被告基本人權的相關規定，讓我們感到十分錯愕的是，難道『保障被告基本人權』不應是一個檢察官在追溯犯罪，面對被告需「依法行事」的嗎？還是身為一個執法人員能夠「選擇性」執法，對於被告應有的權利可視而不見，『保障被告基本人權』只存在於演講台上？與建和在圍牆內的心情兩相對比，也許顯示的是司法改革的路還長遠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