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過柯賜海

吳東牧

今年四月，司法院向全國各法院下達一道「便民」的公文，如果有民眾上法院時不願意面對媒體的攝影機，法院將提供頭套。戴上頭套的民眾，從此有了隱私與尊嚴，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以上文字，從「戴上頭套」以降純屬虛構，因為試行一陣子之後，還沒有出現敢使用這塊被司法改革團體稱為「遮羞布」的勇者。

又過了不久，司法院決定加大遮羞布的尺碼，大到可以把整棟建築物都罩得密不透風的程度，而且價格還比套在人腦袋上每只十四塊半的那種便宜——只要二十幾張公文、公文封和郵票，全國各法院的頭套問題一次搞定。體認政策之便的高等法院和台北地院率先響應戴上大頭套，從此大家耳根清淨、眼不見為淨。

以上文字看來也純屬虛構，卻有幾分真實性。司法院把攝影機趕出各法院，一時間，許多看不慣媒體在法院裡推擠的民眾和員工，莫不額手稱慶，至感司法院之德便。

不過不久，媒體就上演反攻記，向司法院長翁岳生抗議。結果，原本最堅持政策的台北地院不得不向媒體讓步，雙方協商在法院一樓的非法庭區設置兩個准許拍攝的定點，攝影記者也局部重新獲得了可以帶著機器進入法院的自由度。

整件事的起頭源於被媒體塑造成「法院怪客」的柯賜海，司法院認為他在法庭裡舉著標語牌推擠，叫囂、利用媒體鏡頭露臉凸顯訴求的勾當，簡直有辱法院莊嚴、有損當事人的寧靜與隱私權，於是突發釜底抽薪的聯想，認為如果沒有攝影機，柯賜海在經濟效益降低的考量下，就沒興致玩下去了。

對於這樣的想法，站在維護新聞的立場，各界已有許多精闢的意見；而在保障當事人隱私的作法上，也不缺乏更進一步的討論。在這些理性思維的面向上，司法院和媒體都說出一些道理，也各自保留了幾分顏面，因為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的論戰在許多的先進國家，爭論許久仍未罷休，遑論台灣？

在這種狀況下，司法院原本舉行的保障隱私權祭典，突然變成與新聞自由稱兄道弟的結義典禮，媒體從供桌上走下來，與司法院聯手探索新聞自由和隱私權的界線--祭品清單上，獨留雙方共同的敵人柯賜海。

我無意說柯賜海是弱勢與正義的代言人，或認同他在法院內的推擠喧鬧，因為價值難以界定。但像柯賜海這樣的聲音，難道沒有發出來的權利嗎？發出這樣的聲音，難道不是保障新聞自由的核心目的之一：呈現多元價值嗎？

順著事件發生的癥結倒推回去：柯賜海OUT／媒體IN的作法，司法形象就比較莊嚴，新聞自由就比較充分了嗎？

從這個角度看這件事，擾亂法庭秩序是唯一可以非議柯賜海的理由，但在這一點上頭，媒體也不遑多讓，如果柯賜海吵鬧、違法，那就趕他、抓他吧，不過那也只是因為他吵鬧違法，千萬別因他是柯賜海！（作者為公視記者，本文僅代表個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