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或是懲罰？關於正義的一些思考

徐沛然

在過往的經驗當中，偶爾會在報章雜誌的投書或是人權團體舉辦的活動當中，提到「修復式正義」這個名詞，然而總是這樣一聽即過，沒有好好認知到這個名詞背後代表的豐富意涵。因此，很高興在前次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讀書會當中，有機會聽到玉山神學院陳文珊教授談到「修復式正義」這個主題，也引發我後續連串的思考。
「修復式正義」，是一套關於正義的特殊看法，不同於我們習以為常的「刑罰式正義」。在傳統的刑罰式正義當中，認為應視犯罪者犯行輕重給予懲罰，以維護正義。以這樣的想法建立的法律制度，在經過審理程序，確定某人犯了罪行後，同時也會給其相應的懲罰。一方面在社會上彰顯其過錯，另一方面也讓他對犯行付出代價。這樣的過程，聽起來再正常也不過。其中，藉由剝奪一個人的自由，並使其與社會隔離，是常見的作法。而死刑，就是最終極的剝奪自由與隔離。

犯罪的社會面
如果今天，一個地區的高竊盜率，是因為該地區極端的貧富差距，以及缺乏福利救濟資源所造成，那麼即便現在抓了幾個小偷，未來還是會有千千萬萬個小偷出現。不看到犯罪的背景成因，僅將犯罪視為個人選擇下的行為，並針對個人行為處罰。這種作法無法真正解決或改善犯罪現象，同時也是刑罰式正義的問題與侷限。
而我們對於犯罪過程，除了好萊塢戲劇性地正義/善良對立外，也往往缺乏更多的理解與想像。長期替各種重大刑案疑犯辯護，而有「魔鬼的辯護人」之稱的日本律師安田好弘，曾於其著作中表示，有能力的強者總是能透過各種方式解決問題，因此可以和犯罪保持距離。而弱者卻正好相反，犯罪總是離他們特別近。
有錢、有能力、有資源，可以住在高樓華廈，那麼會有人願意住在貧民窟嗎？能夠輕鬆就讀一流學府，會有人願意失學遊蕩嗎？若銀行存款滿滿，意外發生時，有人會跑去找地下錢莊借貸嗎？而受過良好教育、過著優渥生活的人們，自然比起低學歷、被看不起、每天受生活煎熬的社會底層，要更有條件談情緒管理，談自主選擇，談倫理道德。同時，也更不容易去犯下那些令人憤慨髮指的罪行。由此看來，僅從個人層次理解犯罪，並施加懲罰，並不十分公平。
隔離與回歸社會的矛盾
先姑且不論死刑，其餘所有獲判有期徒刑的人，最終都將出獄。這就面臨到一個概念上的弔詭，為什麼是先將人隔離於社會？然後再要求他回歸社會？打個比方，就像是從野生群居動物中抓了一隻過來，養在動物園中幾年，再放回野外，並希望這隻動物能順利重新融入野生群體當中一樣，一樣的弔詭與不合理。這似乎表示，我們將犯罪理解為社會的失常與病變，只要將犯罪者「切除」、「隔離」之後，社會就「正常」、「健康」，且沒有犯罪了。這樣的想像似乎不符合現實，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社會裡面沒有犯罪，犯罪似乎是社會的常態而非異常。
然而，即便有些弔詭，我們將犯罪的人隔離了;但更弔詭的是，我們卻又將他們放了回來，希望他們重新融入社會。這就產生了一個實務上的困擾:如何讓被社會隔離的人重新進入社會。這包含了個人如何再社會化，以及社會如何接納這些個人。但我們都很清楚，一個從20歲在監獄被關到40歲的人，該怎麼在社會上生存？以及大眾如何看待有前科的更生人？老闆敢雇用嗎？因為作法的弔詭，進一步造成實務上無法解決的問題，呈現出來的就是居高不下的再犯率，監獄成了犯罪職業訓練所。

訴訟過程中的對立
而在一般的訴訟程序中，原告(或檢察官)與被告兩造對立。可能出於僥倖心態，或者因為害怕入獄等刑罰，除了少數被告會直接認罪，其餘的被告(不論是否真有犯行)總是得盡力否認犯行，或是證明自己的清白無辜。在原告眼中，被告就是一個拼命抵賴，死不認錯，甚至睜眼說瞎話的騙子。就算法官最終判決被告有罪，但原告也不會感受到被告有任何悔意。即便贏了訴訟，原告內心的憤怒或傷痛並未獲得撫平。
破壞「關係」
一般的訴訟中是如此，在一些牽涉到「關係」的犯罪時，刑罰式正義不但不能解決問題，有時更是問題的來源之一。許多遭受家暴的婦女，報警處理，上了法院，他們就要面對上述兩造對立的訴訟過程。然而訴訟流程漫長，他們也還是夫妻、還是小孩的父母，要怎麼邊訴訟邊共同生活？她們可能還愛著自己的丈夫，她們可能不希望家庭破裂，她們可能需要丈夫提供經濟支持，她們往往也只是希望丈夫能夠認錯並改變行為。然而，即便官司打贏了，丈夫入獄，家庭就此破碎了。在這樣的狀況下，刑罰式正義提供的解答:「把壞人抓去關」，並不是她們要的結果，也可能不是最好的結果。

修復式正義的觀點與方法
不同於刑罰式正義，修復式正義觀點傾向認為犯罪是社會的一部份，而非犯罪與社會切割。做了壞事，並不代表這個人本質上是壞人。在看到個人的罪行時，也會盡量將社會、文化層面等因素納入考量。修復式正義認為與其使用嚴刑峻罰，把一個人關進監獄裡，並沒有彌補任何事情。倒不如要求犯罪者為自己造成的傷害與損失，負起各種相關責任。在比較激進的主張當中，甚至認為應該要廢除監獄。
犯罪造成的結果是這個人和社會、和其他人之間關係的破壞。例如詐欺行為破壞了其他人的信任等等。修復式正義的「修復」，正代表著把焦點從「如何懲罰人」，轉移到「如何修復傷害」、「如何修復關係」(雖然不至於主張完全不懲罰)。這樣一來，不僅不會造成社會隔離後要重入社會的難題，透過認錯、反省、承擔責任，修復關係這樣的過程，也較可能貼近當事人的需求與感受。
台南地檢署近年來特別針對婚姻家暴，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將合適的案件分派給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由社工安排讓因家暴行為受到直接影響的人們，包括加害人、被害人、他們的家屬等等，提供機會讓一起談論家庭暴力。透過相互陳述、澄清案件事實，提出對犯罪事件的疑問並獲得解答。藉此對話程序說出自己感受、聽取對方的經歷，改善當事人的關係，並修復家暴造成的傷害。成功地讓許多家庭脫離家暴的陰影，亦不需直接對簿公堂。
修復式正義是較為晚近發展出的概念，對於刑罰式正義的批判與反思不在話下，但能否就此發展出另一套完整的司法體制，尚不得而知。但在台灣以及世界許多國家，都注意到修復式正義的重要性，也推出規模不等的試行方案。無論如何，也唯有當我們開始將關注焦點由「如何懲罰人」，轉向「如何修復傷害與關係」時，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認識到犯罪的社會面，也才有可能真正地面對犯罪、以及犯了罪的人，而僅非停留在「把壞人抓去關」的思考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