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德無責」的檢察體系--從廢死偽造文書案談起

陳雨凡

今年5月《中國時報》一則「廢死聯盟偽造文書案簽結」報導引發關注，媒體沒有能力或沒有意願對司法制度做功課來避免偏頗的報導也罷，但是身為檢察體系，對於國家賦予偵查權利的發動浮濫且無節制，實感遺憾。
當事人之一的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之後對該報導回應內容有三，包括質疑因其本人並未收到檢察官的簽結書，媒體卻知悉簽結具體內容?檢察官既然已經認為沒有犯罪，為何未做不起訴處分而是用行政簽結?行政簽結屬於「偵查」階段的行為，檢方透露消息予媒體已違反偵查不公開。
這個所謂的偽造文書案件，發生在去年1月間，廢死聯盟經死囚王國華之母授權，代刻王國華之印章以協助釋憲程序，同年3月底律師團提出蓋有代刻印章之釋憲聲請書，後來王國華本人亦向辯護人及公證人表示不為反對之意。然據報載，因為王國華曾投書法務部表示並不同意聯盟代聲請釋憲，因此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駁回聯盟代死刑犯聲請的多件釋憲案，並函請檢方查明，高雄地檢署簽分「他字案」調查後，移轉台北地檢署偵辦。
撇開死刑存廢議題，此案件本身在偵查過程及結果上，有以下問題:即所謂的「偵字」、「他字」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從結果來說，偵字案件偵查終結的結果有3種，起訴、不起訴及緩起訴。案件起訴後進入法院審理程序，案件還沒完;但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有其確定之效力，原則上不可以對同一事件再起訴，對被告來說有其安定性，告訴人則有權提出再議。相較於偵字案件，他字案結果是行政簽結或是轉為偵字案件，行政簽結沒有確定效力，檢察官隨時可重啟偵查，而告訴人也沒有再議不服的權利。兩者效果天差地別，因此如何區分極為重要。
「偵字」、「他字」案的區分，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所屬各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辦理「他」案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洋洋灑灑列出14項標準，但根據前最高檢特偵組陳雲南主任受訪時表示:「法律上對案號並沒有明文規定，而是檢方辦案的慣例，檢方在收案後，依案情的事實與行為人明確度來分案。當認定有犯罪嫌疑，但犯罪事實與行為人其中之一不明確時，或兩者都不明確時，就分為他字案，至於偵字案階段，被告與犯罪事實兩者均很明確，但是即使被列為偵字案的被告，也不見得構成犯罪、會被起訴」。由此我們看見，他字案與偵字案的標準就是沒有標準，是隨人(隨法務部、檢察署)解釋!因為「犯罪嫌疑有無」與「明確與否」都是抽象標準。甚至，應該說，沒有標準豈有分錯案的問題，因此他字或偵字的區分也就成為檢方卸責的藉口。
用上述區分標準檢驗廢死聯盟偽造文書事件，行為人很具體，如果犯罪事實也明確，就是行為人冒用王國華名義刻印章，那檢方為何不分偵字案，光明正大的依照《刑事訴訟法》標準來調查，沒有犯罪事實就正正當當給個不起訴處分，何需落人口實，引起外界認為檢方利用機會「修理」廢死聯盟的揣測。
再者，就偵辦過程來說，《刑事訴訟法》的世界裡沒有他字案，那他字案件中，所謂的嫌疑人身分可能是「證人」、「被告」、「關係人」、「受調查人」或甚至沒有稱謂。身分之所以重要，關係著這個人在《刑事訴訟法》上享有之權利及義務。那他字案的被告跟偵字案件的被告一樣嗎?如果不一樣，哪裡不一樣?檢察官有將這些他字、偵字的權利義務好好告知嗎?這團迷霧，顯然也只有檢察單位才知道。但是對一個「清白」的人本身來說，無論是他字案與偵字案，感受絕對沒有不一樣，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回憶，當她接到檢察署通知，進入偵查庭接受檢察官訊問，對一個從來沒有上法庭的人來說，面對著檢察官，她心裡強烈感受到一股被調查的犯罪嫌疑人的巨大壓力。
「犯罪事實不明確」、「行為人」不明確的他字案，到底怎麼會存在?追根究底，因為其模糊的標準加上不受《刑事訴訟法》拘束，形成一個方便檢方在偵查階段的工具，設想當檢方看看報紙，發現疑有犯罪事實及行為人但又沒有把握時，又要便於偵辦，但是如果查不出所以然又不能存留記錄 (包括寫處分書的人力、績效會不會太難看都是考量)時，就需要有他字案來當台階下。他字案實有徹底檢討其存在之必要，在現實上想必檢方會以濫訴案件為他字案件存在之理由，因為濫訴案件不可能逐一進入正式偵查程序給予不起訴處分。然而便利檢察單位不會是濫用權利的藉口，如果在現實上他字案有不得不存在之必要時，至少他字案與偵字案件區分標準應該具體，甚至犯罪事實不清楚的情況下，檢方更應該嚴格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而非以抽象的公共利益為藉口。
最後回到該篇報導，該報導說:「廢死聯盟代死刑犯聲請釋憲疑涉偽造文書案，台北地檢署調查後，認為廢死聯盟未經死刑犯本人授權，自行刻章蓋用在釋憲聲請書上，作法確有瑕疵，雖有偽造文書的客觀事實，但因曾獲得家屬同意授權，主觀上並沒有偽造文書犯意，以罪嫌不足，將全案簽結。這件喧騰一時的偽文案，雖然以『簽結』結案，承辦檢察官提醒廢死聯盟，要以本案作為借鏡，縱使廢死理念崇高，但若是『手段、作法不當』，將影響日後理念與工作的推動，甚至受人質疑」，筆者必須嚴肅的說，「簽結」就是查無犯罪事實，就是無罪、就是清白;構成要件既不該當，無論是客觀的、主觀的都一樣，就是沒有犯罪，這原則是法律人的ABC，檢方不會不知道。林欣怡執行長也表示，她收到台北地檢署於2010 年12月31日所發的公文，主旨就明白的表示「查無具體犯罪事證」，為什麼檢察官還要再次的用媒體來抹黑一個清白的人，讓大家存有「廢死偽造文書」的錯誤印象，她實在無法接受。本案既經檢方而起，結尾時卻又顯然無法乾脆面對這樣的結果，用所謂的作法不當、作法瑕疵來評論，對於有無濫權偵辦毫無反省之意，這或許都更提醒著我們，對於檢察制度的改革、檢察問責制度的建立都還需要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