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你要搜我書包嗎?

翁國彥

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唸中學時，經常在早上朝會結束後回到教室，卻面對著全班的書包都散亂地扔在桌上，裡面也不曉得被翻了幾回。一旁的值日生還會睡眼惺忪地告訴大家：「教官剛才來搜過書包，XX的漫畫、XX的A光被沒收了，教官叫你們等一下下課去找他──。」

這是個有歷史的校園現象，至今每天仍不停地在台灣各中學朝會時間上演。心愛的寶貝被沒收，學生固然不滿在心底，但因害怕被父母知道，自然只能敢怒不敢言。於是就像警察「擄妓勒贖」的翻版一樣，教官總是毫無顧忌地利用週會時間，全班性地搜查所有學生的書包，進而將違禁物品一一沒收；少數勇於發聲的學生團體向學校抗議，卻都只是蚍蜉撼樹，無法形成結構性的變革。然而，這樣的管教行為真的妥當嗎？主管機關教育部難道總是視而不見？

好在，教育部終於表達了立場。2000年10月，教育部基於加強校園法治教育的目的，邀請幾位南部的公民科教師，撰寫了一本《高中職(五專)法治教育參考教材》，透過各項實際的生活案例，為學生解讀可能遭遇的法律問題(其實是堆砌無數的刑事法條文，恫嚇學生不要誤觸法網！)。當然，也包括爭議已久的搜書包問題：

Q：教師和教官是否有權搜查學生的書包與抽屜？
A：憲法保障人民的隱私權，即個人的私生活有被尊重與不被公開的權利。……但學校為實踐教育目的，維持學校秩序，維護學生安全及身心健康，於必要時可抽查學生書包或抽屜。目前法律的學理和實務均持肯定見解，並無違法的問題，亦無需搜索票。其理由如下：(一)……基於學校與學生的特別權利義務法律關係，為了校園之管理與秩序之維護，學校可以檢查學生之書包和抽屜。……(三)教師搜查學生的書包和抽屜，是基於教育的職責而為，絲毫沒有犯罪或違法違規的意思，沒有犯罪的故意，就不構成犯罪，也不能說是違規。(第110~111頁)

這真是一段難以理解的說明。何謂「特別權利義務法律關係」？是指特別權力關係嗎？若為了校園管理與秩序維護就可以隨意搜查學生的書包，那我們還需要用以約束國家公權力的法律作什麼？基於教育職責而為即沒有犯罪的意思，這不又是「目的可以使一切手段合法」的思考模式？短短一段說明，卻充斥著不甚精準的法律用語、跳躍而模糊的論證過程，我們的法治教育教材何時變得如此粗疏？變得如此視法治如無物？

依我看，搜查書包的措施雖普遍存在於目前中學校園中，卻無法在法律上取得正當依據。就形式面而言，搜書包已對學生的隱私權構成侵害，但教官既無法適用刑事訴訟法的搜索規定，教育部依授權所制定的「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亦無相關明文，在法律保留上本已站不住腳。而在實質面上，不附理由、全面性地搜查書包，對學生的隱私權侵害過重，已逾越教師合理管教權的行使範圍。此時若缺乏其他法律依據，亦未能取得搜索票，動輒搜查書包將構成違法搜索，學生不僅有權利加以反抗，教官更可能觸犯刑法上的違法搜索罪。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因自由與人權而引以為傲的美國，在近年槍枝、毒品濫用逐漸入侵校園後，教師搜查學生書包的情形也是屢見不鮮。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此則採取正面看法，肯定教師搜查時不需事先取得搜索票，但仍必須：(1)有合理理由顯示學生的行為已違反校規或法律；(2)依據學生的年齡、性別及違規性質，搜索行為不得逾越比例 。換言之，即使學校基於教育立場有保護學生的義務，但學生的隱私權仍須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而台灣校園慣行多年的全班性、不問嫌疑與證據的大規模搜索，已使學生的隱私權蕩然無存，即使依據美國的實務見解，恐怕仍是無法逃過違憲的命運。換言之，未來除非學生或家長同意校方搜查，或有證據證明書包內有影響校園及學生安全的物品(例如：毒品、槍枝或爆裂物)，否則不應再任意搜查學生的書包。

總之，要維護學生的身心健康與校園安全，進而使學校能發揮最大的教育功能，其實還有許多侵害較小、手段較溫和的措施可以採用。至於粗暴地全面性搜查書包，卻絕對是最壞的示範。學生將看到大人們口口聲聲地反對暴力，卻對學生的隱私與尊嚴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自行將暴力裹上「我們是為你好」的甜美糖衣，恣意無阻地橫行校園中。而當學生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隱形暴力」的規訓，學生未來將不僅對一切暴力缺乏抵抗意識，還會進而以暴力作為他的生活語言。面對不斷飆昇的少年犯罪事件，大人們在感嘆青少年冷血無情、價值觀紊亂之餘，可曾冷靜想過，暴力不就是你們與學生的溝通方式？

然而，比教官搜查學生書包更令人憂心的，卻是再以教科書為錯誤的管理措施塑造合理化的藉口，企圖以洗腦的方式，為違法行使的公權力在學生心中樹立正當性。在這份《高中職(五專)法治教育參考教材》的序言中，教育部長宣示法治教育的目標是「強化法治觀念，涵養法治素養」；但諷刺的是，教材內容除了繁瑣而枯燥地列舉刑事法條文外，原本可作為人權教育討論範例的搜查書包問題，也淪落為學校貫徹校園管制的槍手，法治教育早已變質為「順民教育」。身為法治教育主管機關的教育部，對自行編纂的教科書卻放任至此，於是口口聲聲「加強人權教育」，不過是官樣式的應付口號；特意設立「人權教育委員會」，其實也只是虛矯而缺乏誠意的政策。

法治教育的目標若在於打造成熟的法治社會與公民社會，在教育過程中就應逐步培養學生理性思辨的生活態度，學習參與公共事務、監督公權力行使的能力，而不應一再將學生教導成為「順民」。台灣的中學校園一直有相當濃厚的管制主義傳統，進而造成法治教育若非難以順利推展，就是動輒以似是而非的說教語言，不當擴張教師管教權的行使方式。以上述搜查書包的說明為例，教科書未能具體分析教師管教權的應有範圍、與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間的關係，進而使學生了解保障自身權益的重要性，顯示教育部的法治教育政策有所偏差：戮力減少青少年犯罪之餘，卻嚴重忽略學生人權的保護，法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理想永遠只是幻影。

最後，教育是以對「人」的關懷為出發點。學校、教師、教科書的存在，都只是教育手段之一，最後目的仍是要保障學生的自我決定與實現。無法以學生為中心的法治教育，暴露的只是教育界傳統而保守的封建意識，任意搬出各項藉口維護既有機制，延續台灣校園難以扭轉的管制文化。然而，保守的校園風氣只會教出心態保守的學生，在台灣已邁入多元社會的今日，我們不應再把學生教育成沒有自主性、不會獨立思考的呆頭鵝，又不負責任地丟到社會中去重新摸索適應。讓學生懂得追尋自己的主體性，法治教育應引領學生質疑學校不合理的管制措施；讓師長們知道學生也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只會亦步亦趨、乖順而無主見的書呆子，就從打造師生平等共處的和諧校園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