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遠方的槍聲在耳際響起
顧玉珍
五月十九日凌晨，美麗的千島之國印尼響起了鎮壓人民的槍聲，梅嘉瓦蒂總統所簽署的總統令中申載：「…..亞齊省(Ache) 實施戒嚴。戒嚴期間，軍隊有權逮補一切可疑分子、禁止通行、實施宵禁，有權殲滅一切膽敢反抗的分離武裝分子！」隨後，當地駐軍將領宣佈：對「自由亞齊運動」 進行全面總攻擊。於是，三萬名政府軍全部出動，內戰爆發。
這是自一九七五年印尼入侵東帝汶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遠方的槍聲，傳到台灣，靜靜躺在報紙最不起眼的小角落裡。電視新聞則趕在後SARS的氛圍裡，努力促銷東南亞旅遊，尤其是印尼峇里島低價豪華之旅。嗅覺不敏銳的話，根本無法從中聞到一丁點微弱的硝煙味。何況在我們這個佈滿噪音與空氣污染的島嶼上，我們的感官早己鈍化。
然而，我的視線卻被這小角落的新聞捕攫住，貓似地拱起全身的神經，因為腦海裡出現我的朋友山蘇與拉荷憂鬱的面容。
山蘇與拉荷是我在日內瓦認識的朋友，來自亞齊的年輕人。
二十三歲的山蘇，瘦又黑，十八歲就投身社運，昂起頭臚向上反抗印尼中央政府之暴行；也拉起褲管走向民眾，進行草根組織工作。在世界各國非政府組織(NGO)匯聚的場合裡，總見他皺著濃眉扯拉喉嚨，用「沒有一句文法是對的」英語，揭露亞齊省在印尼嚴厲軍管下人權被侵害的實況，並提醒國際友人們人民自決權的重要性。從錯的英文中聽見對的信念與勇氣，我以及其他朋友們深受感動。亞齊，這個原本陌生的他方與人民，成為我們共同關心的對象。
彈著一手好吉他的山蘇總是央著我唱台灣民謠，他便循音捕捉調性，以吉他伴奏。問他：「你哪時候開始學吉他的？」答案和他的英文一樣：「我沒有學呀。」山蘇的英文、吉他，還有運動的理念，都是從生活中生出來的。
在四月微寒的夜裡，我與山蘇在老城的廣場上喝啤酒。在這七個星期間，亞齊當地的同志們已經失蹤至少六名了，生死未卜。我問他：「你回去後，會不會有危險？」他淡然回答：「沒問題，我早就準備好隨時為我的信念而死。」然後，認真地跟我談起他的歐洲巡迴演說計劃，他希望亞齊問題能與東帝汶一樣，受到國際重視與支持。
拉荷是一名法律系的女大學生，比我們晚一週抵達日內瓦。Franziska帶她來到我的宿舍。她剛從亞齊飛了十七個小時而來。握手的時候，感到她的冰冷與緊張。拉荷的英文比我更差，我可以了解她初至異鄉的緊張與不安。Franziska將她「寄放」在我這裡，等待空房間。黑臉黑手的她，穿著湖水綠的毛衣，頭頸用白色圍巾謹慎地圍起，標誌她忠誠的穆斯林信仰。在喝了一杯熱咖啡與幾口麵包後，便裹著棉被在我床上昏睡。後來，我才知道她為了在亞齊籌辦一場遊行而遲到。而在此之前，她曾經因為擔任某次示威遊行的召集人而被判刑入獄，六個月。這個率直勇敢的女孩，總是瞪大眼睛猜測陌生的英語中的含意，毫無懼色。猜錯了意思，就笑著敲打我的手臂。
看到印尼政府鎮壓亞齊的消息，過去遠在天邊的新聞場景突然離自己很近，彷彿置身軍隊的射程之內。我從網路的人海中找到山蘇，他回信說：「我還在歐洲巡迴演講，有家歸不得。真希望情況能好轉，然而，今天總是比昨天更糟糕……由於受到伊拉克戰爭的鼓舞，軍國主義與軍事權力在東南亞各國更形高漲，只要瞧瞧印尼、馬來西亞、緬甸、泰國、菲律賓的發展便知。東南亞正面臨一場新的睹局，而印尼軍隊正利用亞齊的衝突打政治牌，以贏得霸權。不幸的是，他們並不知道如何贏得民心，而我們就在這裡…..」
■ 從台灣到聯合國
我們在這裡，相遇。
二００三年三月八日，我慌亂地結束手邊的工作，飛往日內瓦，參加當地人權組織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以下簡稱ISHR)所舉辦的為期七週的「日內瓦國際人權法與外交培訓課程」(Geneva Training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Diplomacy，以下簡稱GTC)。
將近廿小時的飛行時數中(為了省錢而選擇需要兩次轉機的航班)，除了密集工作後的疲倦，還嘔著一些氣。因為原本答應給予此行全額補助的外交部，在臨行前兩天才告知只補助機票。對於這種背信官僚的作業方式，我選擇了最笨的抗議方式──完全自費，拒絕補助。可是對一個收入微薄的社運工作者而言，到全世界消費最昂貴的日內瓦進行七週訓練的課程費用與生活費，著實是一大筆負擔。當初若非以為有補助，恐怕也不會毅然決定成行。如今，費用早已滙往主辦單位，機票也訂妥，萬事俱備，騎虎難下，因此硬著頭皮，陪上家當，上路。
日內瓦，我來了。幸好，我來了。七週未過完，我便已經知道此行值得。
主辦單位國際人權服務(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簡稱ISHR)創立於一九八四年，為了協助各國的人權組織與人權工作者善用國際人權機制，每年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開會期間舉辦相關的訓練課程，邀請資深的人權運動者授課，理論與實務並濟。為了確保學員是「真的」人權工作者，半年前便截止報名，從申請資料與推荐書中審慎評選出三十五名學員，並協助尋求贊助單位（因為我一開始以為已獲外交部補助，因此未要求協助）。
受訓期間，來自各國的學員們共同學習國際人權法與相關機制，也實際參與為期六週的第五十九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實地觀察其運作，並嘗試操兵演練。因為，知識如果只是知識，不過也就是裝飾在文人雅士頭上的方巾。人權知識之所以可貴，就在於其得自生活實踐的智慧，又驅策著社運者性命相搏以踐之。
在這裡，有幸認識許多以人權工作為職志的同志們。除了亞齊來的山蘇與拉荷，還有在巴勒斯坦、尼泊爾、肯亞、伊索比亞、盧旺達、巴西、阿根廷、西班牙、美、英…各地非政府組織裡的人權工作者，齊聚一堂，報告討論各國的人權現狀與歷史背景。分享各自的實務經驗，也分享如氣泡般不斷湧出的思鄉病，勇敢與脆弱裸裎相見。
人權無國界。每個人，都努力地理解他人，也讓他人瞭解自己國內的問題。我硬著頭皮用不流利的英語報告，投影機、海報都用上了，從台灣的人權發展簡史談到蘇建和案，朋友們南腔北調表達對蘇建和三人現狀的關心，也對台灣參與聯合國人權體系的特殊處境不吝獻策。下課後，很多同學跑來向我說：「It’s lovely.」LOVELY? 是指報告還是人? 無論如何，還是被鼓勵到了。尤其當講師談到NGO如何近用國際人權機制時，非洲朋友MUNA提問竟是：「How about Taiwan? 」然後裂嘴抛來一個很像黑人牙膏的友愛笑容。
在人權委員會的大會上，我們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既見識到國際政治權力彼此利益勾串的嘴臉，也目睹NGO試圖在劣勢中開闢發言空間的窘境與努力。
NGO在聯合國的發言時間逐年縮短，血淋淋的人權事件都只得濃縮在三分半內說完。千萬人的生死之事，被擠壓在無數的悲慘事件中，零碎化。可人權鬥士們還是聲嘶力竭，因為在強權的世界中抗爭，就必需緊抓著任何一個可能發言的空間與時間。東帝汶不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中殺出重圍的嗎？
除了參與大會，NGO也利用這段會期彼此串聯，或向各國政府代表進行法案遊說，或在週邊的會議廳召開各種主題的研討會與座談會。在關於婦女議題的會議上，意外看見許多上了年紀白髮蒼蒼的阿婆們，她們有些是戰爭中的受害者或慰安婦，後來成了人權悍衛者。我的對面，坐著一位阿婆，將灰髮細緻地挽成髻，鼻樑上掛著一付金邊眼鏡，一邊傾聽台上的報告，一邊低頭速記，淡綠色的圍巾從蒼白的頸項垂下。婦女發皺的嘴角偶爾咂兩下，周遭的皺紋便聚成一把正要張開的傘。另一位婦人，用她佈滿老人斑的手，捲繞著耳機電線。她們曾經遭受怎樣的苦難？又是怎樣的信念與力量支撐至今？
控訴的聲音不絕於耳。伊拉克婦女團體舉出死傷親人的數據控訴美英聯軍、西藏的老政治犯控訴中共、香港民主人士舉辦人權基本法23條的說明會、尼泊爾的朋友批判歧視性的種姓制度......當然，還有我們亞齊的朋友向世人發出的急救訊號。
遠在他方的人權問題跳近眼前，亞洲、美洲、非洲、澳洲、歐洲，全都成為命運共同體。以往國內頻頻吶喊的「與國際人權接軌」，突然從一個口號變成一條具體的線頭，握在手中等著穿針引線。
從台北到日內瓦，原來並不遠。遠的是我們慣於被遮蔽的眼界與心靈。
■ 從聯合國到台灣
行前，在向外交部申請補助的企畫中寫道：「台灣自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之後，同時也隔絕於以聯合國為軸心之國際人權體系。然而，這三十多年來卻正是聯合國推動人權公約化及機構化最積極的階段，我們卻無法與此人權發展體系共同成長。台灣若要實質參與國際社會，走向人權立國，應及時迎頭趕上國際人權標準，並了解國際法及相關機構的運作，確實與國際人權體系接軌，進行跨國市民社會NGO的聯結。
有鑑於此，國內人權工作者參與ISHR主辦之培訓課程，有其重要意義：一則，可充實國際人權知識，了解國際人權法與機制之運作，提升國內人權保障；二則，可藉此機會親身投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之會議進行，作為日後實際參與之準備；三則，與各國人權工作者一同學習，經驗交流，不僅了解他國人權狀況，亦有機會讓他人認識／了解台灣的人權現狀，奠定跨國串聯的基礎。」
以上，是實話，也是企畫案中常見的大話。外交部在網站上媒體上夸言要協助民間社會（尤其NGO）與國際接軌，立意雖好，但是國際會議何其多，許多人用一紙包裝精美的企畫書作為提款卡，就可以假公濟私用納稅人的錢出國，並累積「國際經驗」作為個人資源。因此，對於一個尚不確定是否真有價值與意義的訓練課程，自費出國倒又令我有種踏實的心安，雖然被同樣從事社運的妹妹譏諷為「少奶奶式的骨氣」。
在經濟、文化與人口的全球化趨勢之下，人權問題涉及的範疇亦跨越國界，成為全球化的問題。許多人權侵犯的來源、受害者、保障機制都已經超越單一國界，例如移民勞工或婚姻。人權不只是普世性價值，更亟需國際社會合作打造一個跨國性的世界公民社會(world civil society)，藉此來保障與促進人權。聯合國成立至今五十餘年，在強國環伺各懷鬼胎下，猶如它廣場上的「跛腳椅」(Broken chair) 一樣，站不穩，但是至少是目前舉世公認的國際人權中心。況且，還有許多NGO努力著讓它在人權的腳跟上站穩。我們如何能自外於此？
「台灣走出去」、「人權外交」，近年來這些口號聽得令人耳朵長繭。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各種犧牲人權換取政治經濟利益的作為：台商在東南亞國家剝削勞工、政府動輒以外勞名額換取他國航權、立法委員說「中共如果砲彈不對準台灣，我們就對中國新娘好一點」……在旅遊業興盛的台灣，走出去不難，國際經驗也不算什麼。重要的是「經驗」了什麼？或是對外提出了什麼經驗？若是讓口水多過於汗水的國際掮客或政客白手套假NGO之名進行「人權外交」，即便英語再好，學了再多西方國際禮儀，只怕與各國真正的人權工作者一交手，就露餡了。經驗，是無法作假的。有沒有做事，為了什麼目的而來，明眼人馬上看穿。
比起政府間的虛偽交情或教條式國族主義者的排他性，人權工作的可貴處在於回歸平等自由的人性與道義。來自他方的朋友們彼此鼓勵，相約合作。在彼此了解或共事的基礎上，建立互相信任與支援的關係。人權工作，說到底，也就是「做人的道理」。人權串聯，其實就是真誠結交朋友，人溺己溺，如此才能論及「道義上的支持」。
由於中國施壓與過去的威權統治，台灣長期處於國際孤立的狀態。然而，自一九八０年以降，民間社會逐漸成形，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各種人權議題以社會問題的面貌浮上枱面，並有許多非政府組織紛紛成立，包括勞工、婦女、原住民、兒童、外勞、環保、老人、同志等等。相對於政府與一般人民之缺乏人權意識，台灣的社運工作者則是從抗爭經驗中磨勵出強烈的人權意識，以及草根組織能力，而這正是我們建立跨國民間社會的基礎。
只要用心傾聽，他方的槍聲原來在耳際。從台灣至世界，我們終將看見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