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減刑關更久？溫偉光案—從不同司法行動者的「時間感」觀之

林瑋婷

有一天我接到一通民眾的電話，電話那頭傳來一名女子焦急的聲音：「請幫幫我們，我們遇到了很奇怪的狀況，不知道是不是司法上出了問題…」我仔細追問才知道對方是一位母親，她的兒子涉嫌多次販賣大麻，不過因為他自白並且說出毒品來源，歷次上訴都獲得減刑，「但是最後面判下來的結果，比一審還要重…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這名母親說道。
聽到這樣的情形，我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於是就先請這名母親寄資料來。我看了資料後發現，原來她兒子被一審法院訂執行刑16年，上訴（檢察官和被告皆上訴）歷審也確實有減刑，只是後來在更一審上訴最高法院時，最高法院僅部分撤銷發回，以致於部分罪刑先確定，因此不是在同一次判決中定所有罪之執行刑，而另須向檢察官聲請定執行刑。結果檢察官定了16年6個月，比一審定的執行刑更重。
會出現這個狀況主要是因為最後定執行刑的檢察官，依據的是《刑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因此檢察官定「執行刑」時，只要注意不超過「宣告刑」加起來的刑期即可，根本不必考慮一審所定之執行刑刑期以及歷審減刑之情形（相關分析與討論在此不再多說，可以參考陳學驊律師的＜犯錯的人須接受「多重」制裁才符合正義？—溫偉光案＞一文）。
檢察官這樣定執行刑的作法，看起來是完全合法，甚至在被告提出抗告時，還獲得法院的背書。但是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這種《刑法》解釋方式背離司法過程參與者在時間之流中所形成司法體認。無論是被告或最後訂執行刑的檢察官，都可以看成是特定社會位置中的行動者，由於社會位置的不同，他們在個案中的「時間感」也十分不同。被告經歷了歷次的審判，在審判的過程中，後面的法院因為認為他的案子還有減刑的必要，而撤銷前審判決並酌予減刑。歷次的判決雖被撤銷，但對被告來說不是毫不存在，而是一次比一次判得更輕。基於這樣對司法過程的體認，被告在時間的流逝中形成了「法院都認為應該減刑，我不必關那麼久」的司法體認。
相較於被告在個案中的時間感是綿延的時間之流，最後定執行刑的檢察官在個案中的時間感是不連續的時間片斷。定執行刑的檢察官沒有參與前面的司法過程，而只是在最後定執行刑時，作為司法系統官僚運作的一個小環節來參與這個個案。他面對的僅僅是最後面待合併的各宣告刑刑期，加一加算出上限，看一看確認底線，根本不管之前的司法過程中發生過哪些事。
在這個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表面上無涉主體發言位置的法律解釋，其出發點卻是司法官僚的片斷式時間感。其實，最後定執行刑的檢察官，只要願意多體會一下被告在綿延的時間之流中所形成的司法體認，他可以做得更好。我們的司法體系如果不要只陷在官僚的社會位置，而願意在制度上、解釋上納入不同視野的轉換，也就可以變得更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