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是無法還的 —怕死特派員在日本

邱伊翎

美國謀殺案受害者家屬人權促進會（MVFHR)是一群由被害者家屬所組成的團體，支持廢除死刑。他們成立在美國，會員有一千多人，還有很多支持者及義工。他們這次到韓國、日本、台灣展開亞洲巡迴演講。由於有些講者不會到台灣，加上我們也很想知道他們跟當地團體及民衆的互動，廢死聯盟組成了廢死特派員，出隊到韓國、日本進行拍攝及記錄。
在出發去紀錄IMVFHR日本行之前，我看了門田隆將的《與絶望奮鬥》一書，這本書因為王清峰拒絶簽署死刑執行令而下台，及之後所引起的死刑爭議，成了台灣的暢銷書。這本書描述了一個殺人案件，及被害者家屬為何如此憤怒，執意要法官將一個有家暴背景的青少年犯求處死刑的過程。
在日本演講的時候，MVFHR執行長Renny Cushing 說被害者家屬如此憤怒是可以理解的，這是正常反應。但MVFHR的另一位成員Robert Meeropole也說，
若國家只是反映民衆的情緒、憤怒，而不能理性處理社會的悲劇事件，若國家無法呈現出人民希望的和平社會及未來願景，只能反映出人們的報復心態及怨恨，這將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呢？
當我抵達日本機場時，就有一種來到文明國家的感覺，機場的各種服務設施，一再展現出日本作為亞洲經濟大國的實力。海關的移民署人員非常有禮貌，穿著清新顏色的制服，面帶微笑而又客氣，但是下一刻，他們就會要你把雙手的手指放在機器上，他們要蒐集外來者的指紋，並確認我們這些外來者是不是所謂的恐怖分子。
日本跟台灣的情況，其實相去不遠。支持死刑的被害者家屬聲音永遠是最大聲的，不過日本的被害者支持團體透過多年來的爭取，的確讓日本政府在被害人保護上，做了更多事情。目前日本被害者家屬可以參與刑事訴訟程序，可以拿被害者的遣照進入法庭，可以在法庭中發表意見、可以提問，可以向國家申請獲得補償。同時各地也成立了各種被害者保護的支持團體，提供法律諮詢等服務。
台灣在被害者保護這部分，除了可以申請補償之外，其他的支持系統則過於稀少，國家要做的事情還很多。但，台灣政府卻似乎認為「把加害人判處死刑」就夠了。「一命還一命」，這就是所有的被害者家屬要的嗎？
死刑剝奪加害人悔改認錯的機會
MVFHR的成員Jeanne Bishop在日本跟我們談到 Oklahoma市的爆炸案，IMVFHR的成員Bub Welch的女兒也死於此爆炸案中。Jeanne說抓到兇手後，美國政府為了安撫衆多被害者家屬的情緒，開放讓家屬去觀看死刑執行。但看完之後，很多家屬反而更憤怒，因為他們只看到加害人被注射毒針後，就死了。很多家屬認為他沒有道歉、沒有坐牢，根本沒有為他自己犯下的罪行負起責任。然而，正是「死刑」剝奪了加害人悔改認錯的機會、道歉的機會，剝奪了任何「修復式正義」的可能。
至於「一命還一命」的說法，Jeanne認為更是荒謬，爆炸案的加害人一條命要怎麼抵那麼多的人命呢？ Jeanne的妹夫、妹妹及其腹中的嬰兒被人槍殺致死，」eanne說，那個人的命怎麼可能抵我妹他們3條人命呢？這樣說是非常不尊重我妹妹的。」eanne說，請國家不要用我被害者家屬的名義去殺人，更不要用我妹妹的名義去殺人。
Jeanne說被害者家屬也很害怕抓錯人，一來一條平白無辜的命被犧牲了，二來真正的兇手卻還逍遙法外。但死刑並無法阻止冤案的產生。警調單位仍有可能隨便抓了個人，沒有確切證據，就想交差了事。這名加害者因為是青少年被判無期徒刑時， Jeanne覺得這樣很好。他們知道了妹妹被殺害的過程，兇手也被關起來了，若抓錯人，也還有機會可以平反。這樣就夠了。
至於原諒的議題，」eanne說如果加害人道歉，當然很好，那表示他已經改變了。但」eanne認為他自己不會在那裏苦苦等待加害人的道歉，Jeanne為了不讓加害人對於自己的情緒有更多的控制力，她原諒，不是為了讓加害人好過，或認為加害人値得被原諒，而是為了讓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可以繼續向前。當然每一年過年過節家人相聚時，面對一張空椅，都還是會想起死去的妹妹，還是會悲傷難過，但是他們決定用愛來紀念及回憶她妹妹，而不是用恨。
日本當地也有一個支持廢死的被害者團體，叫做Ocean，但他們的聲音總是很小。Ocean的成員跟我們說，他們覺得被害者需要的是精神及金錢的協助，要如何讓被害者家屬走出傷痛及憤怒，需要有團體來支持，讓他們可以把自己想講的話說出來，同時，若是家裡的先生遇害，太太跟小孩的經濟來源也會成問題，這些都是需要政府主動協助的地方。
死刑與國家暴力
這次IMVFHR去日本的成員還有一位比較特別的是美國麥卡錫主義時代下的受害者家屬Robert Meeropole，他的父母當年被政府誣陷說他們「計畫」偷竊原子彈的機密給蘇聯，所以成為美國史上唯二被以叛亂罪，坐上電椅處死的美國公民。當年 Robert Meeropole不過是個6歲的小孩。
經過Robert Meeropole及他哥哥多年的要求國家
解密檔案，及還原歷史的過程，他們才發現父母其實是麥卡錫時代反共下的受害者。他父母當年的確是共產黨員，但是並沒有偷竊什麼機密，政府用來指控他父母的證物，根本稱不上什麼原子彈機密。政府當年判他們死刑只是想恐嚇他們供出更多黨員名單，他們沒有殺害任何人，只因為自己的政治理念及主張，而被國家處死。
Robert Meeropole說他從小也一直希望那些害他
父母冤死的人，應該被判死刑。但自己長大之後，念了法律，才發現冤案這麼多，轉而主張廢死。40歲之後，他更成立了一個兒童基金會，專門幫助那些因從事社會運動，父母遭到國家監禁或迫害的小孩們。
Robert Meeropole很期待見到廣島當年原子彈的
被害者遣族。他覺得他父母也是原子彈的受害者。曰本的麻衣律師說，二戰結束之後，其實日本有很多支持憲法第9條放棄國家武力的反戰團體，但是這些團體卻不一定都有意識到，死刑其實也是一種國家暴力。他們也很希望透過這次的交流，可以連結到更多團體一起加入廢死運動。
裁判員制度
這次MVFHR在日本演講，日本當地律師公會及人權團體也都談到了他們從2009年5月開始實施的裁判員制度。日本的裁判員制度，不同於美國的陪審團，也不同於德國的參審。
美國的陪審是從一般常民中隨機挑選，任何人都可以被選到，來參與判決，不過陪審團判決的只是「有罪」或「無罪」，量刑則仍是由法官來決定。德國的參審制，是由專家參審，專家在法院中所坐的位置，跟法官是一起的，也就是從判決到底有沒有罪到量刑，專家都跟法官處於同樣平等的位置可以討論及共同決定。
日本的裁判員制度，有點是結合了二者制度的混合，一方面他們是從一般的常民中挑選裁判員，所以任何人都會被選到，而不是只有專家學者會被選到。不過裁判員坐的位置，跟參審制的位置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常民跟法官一樣平等，可以決定有沒有罪，並共同決定量刑。
雖然很多常民到了法院中，仍然會比較尊崇法官的看法，而比較少有自己的意見。不過在實施裁判員制度之前，日本法務部及律師公會就針對民衆的法治教育進行改進及加強。很多人也擔心讓人民參審，死刑的判決會越來越多，不過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死刑判決出現。日本當地的團體認為，讓人民參與審判，人民對於死刑的議題，及司法審判的過程，會有更多了解，當自己必須對一個人的生死負責，人們就會更加謹慎去思考死刑的存在，是否真的有助於這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