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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文明

顧忠華

──SARS社會效應的幾點觀察
不同類型的風險引發不同的社會反應,有些打破了階級、國界的藩籬,
有些卻又製造出新的屏障與不平等

人類的文明似乎與風險脫不了關係,不管文明多麼進步,風險總是如影隨形,而且以各種出乎人們意料的方式「偷襲」著文明。最近SARS疫情不斷昇高,使得台灣面臨了前所未有的集體恐慌情境,這種種「不知會不會被感染」、「相關資訊錯亂矛盾」、「日常生活方寸大亂」的狀況,即令我回憶起在德國突逢蘇聯車諾堡核災事件的切身經驗。
當德國民眾從媒體得知,烏克蘭核能電廠大爆炸所洩露出來的幅射塵會散落境內,並且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損害,頓時陷入驚慌,其人心惶惶的程度,比起SARS引發的焦慮,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少城市被測出落塵量異常,罐頭食品馬上被搶購一空,居民不敢出門,也有點像台灣目前各種社會交往和消費活動驟減的景像,人人自保為先,甚至有些歐洲人以為「世界末日」已經到來。
車諾堡事件象徵了高科技本身蘊含著不確定的「高風險」,包括SARS在內的各種傳染病症則是另一類極具威脅的風險,兩者都對人類的精神和物質文明有十分直接的衝擊。德國社會學家貝克 (U. Beck) 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指出,現代社會的風險「遲早會吞噬它獲利的部份」,因為風險往往有一種「迴飛棒」效應,並突破階級的分配邏輯:即使有錢和有權的人,在風險面前也一樣不安全。
貝克認為,現代的文明人習慣「擁有」財富,但面對風險時只能集體去「承受」,風險以另一種「文明」的方式平均分配,而知識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風險認知和風險評估都是以風險知識為基礎,風險溝通和危機處理則被賦予了一種新的政治意涵。舉SARS的例子來說,在病毒感染途徑尚未被完全確認之前,台灣的民眾很容易感覺「草木皆兵」,居家隔離者也很難避免被「污名化」,雖然不少防疫措施可能是過度的反應,但是在既有知識無法保証安全的情況下,「風險理性」意味著某種更「全方位」的自我救濟,專家說詞和各種道聽塗說都成為了行為的依據,至於有多少效果,好像只能聽天由命了。
不過,不同類型的風險也會引發不同的社會反應,有些打破了階級、國界的藩籬,有些卻又製造出新的屏障與不平等。譬如SARS似乎增強了對內的「社會排除」,將遊民、大陸移民、AIDS患者貼上了高危險群的標籤;另一方面,如果要阻絕所有境外可能移入的病毒,台灣或許不只要「封院」,甚至得「封島」,形成全球化浪潮下的最大「反挫」。
在一片風聲鶴唳之下,唯一可稍加告慰的,是風險永遠存在著雙面性,除了破壞性的那一面之外,風險也擴大了人類對於「責任」的理解與重視。人類不只得深切反省現代文明在製造、傳播、預防、控制風險上的機制是否合理,在群己關係上亦必須加深相互的「責任倫理」,使得文明仍有足夠的力量來克服無知與恐懼,讓社會運作的軌道重新回到「正常」途徑。就此而言,若SARS讓台灣人發現任何一個人「不負責任」的可怕後果,從而加強了「自律」意識,或許算得上是風險帶來的機會教育吧!
(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澄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