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擁有「邱淑堤等級的防護衣」

翁裕峰

從SARS看職場安全衛生與醫療勞動者階層化
要求醫療人員回復工作崗位是醫政決策者的片面決定，醫療服務勞動者並未參與其中，
這無法重建兩者間已撕裂的信任關係，而是國家以其意志片面修改勞動契約。


SARS在台灣火速蔓延，有不少人歸因於台灣醫療高度「商品化」下，醫院競逐私利忽略公益形成醫療市場失靈的結果。不過這樣的說法還需進一步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以及醫療勞動者者的權力關係的角度來加以釐清，才能更加凸顯台灣防疫體系的問題所在。
讓我們從第一例SARS病例通報後談起，當這起病例經台大醫院治療與通報之後，我們一直沉浸在所謂的三零記錄──零死亡、零社區感染、零境外輸出。直至四月二十三日和平醫院發生院內感染事件而被封院，醫界人士才因而驚覺到防疫工作出現漏洞。
台大與和平間的差異
台大所以能夠維持比較低度的院內感染與其對SARS戒慎恐懼有關。該院於接觸治療台灣第一例SARS個案時，立即提供第一線醫護人員最合適的個人防護設備（防護衣、口罩、防護頭套等）與硬體設施（隔離病房）。雖然，當時臨床醫學科學證據無法地證實SARS傳染途徑，以致第一線醫護人員缺乏避免感染的指導原則，但透過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硬體設施，以及維持正常工作輪班等工作安排，第一線醫護人員仍然可以比較安心地對SARS病患提供醫療服務。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的觀點而言，上述安全衛生措施有助於建立和維繫醫護人員與醫療決策者之間，對於有效防止SARS院內感染的信賴。
反觀和平醫院事件，當第一件SARS出現於該院之後，醫療決策者不但沒有迅速地提供合適的個人防護設備給員工，並通知全院採取適當的隔離手段防止院內感染擴大，反而採取差別式防疫策略，邊陲科室（如精神科）無法正式知道院內感染已經發生的消息，也沒有獲得院方供應最基本的個人防疫護具---N95口罩。顯然，該院醫療管理決策者未將維護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視為第一優先要務，而將封鎖院內感染消息視為首要目標。
封院 也瓦解了醫護人員 與決策者的信任關係

由於院內感染的消息已經在該院流傳，醫護人員與行政決策者之間對於有效防止SARS院內感染的信賴在此時已經面臨考驗；不幸地，北市衛生局決定封院的舉措使前述信任頓時應聲瓦解。因為市府除了封院令之外，無法獲知封院期間工作安全衛生保護措施的資訊（包括有效的防護設備、人員調配與排班、隔離區等級劃分、封院期間日常生活用品補給、隔離員工的家庭照顧安排等等）；具決策指揮權的衛生局長改採視訊會議取代親臨院內召開應變會議，員工原希望藉由直接溝通取得各種資訊與支援的需求因而落空。為求自保，醫護人員被迫採取各式激烈的衝突舉動表達應獲合理職場安全衛生保障的要求。
醫護人員、醫院管理 及防疫行政指揮之衝突

這些行動的訊號顯示，醫護人員與醫院管理以及防疫行政指揮決策者之間存在利益衝突，即「提供專業醫療勞動服務」與「確保醫療人員的安全衛生設備」孰先的衝突。被封鎖所在院內的醫療人員最擔心的，是個人防護設備與整體醫療隔離設施嚴重缺乏下，他們本身是否能夠全身而退地達成封院目標，或是將一個個前仆後繼地為防疫隔離工作而犧牲生命。他們在封院期間所遭受的心理創傷，絕不亞於一個在戰場上看到同袍橫屍遍野的士兵，因為他們曾經在沒有任何心理與物理的準備下面臨接觸死亡的恐懼。
如今，市政府決定立即將和平醫院轉型為SARS專門醫院，同時要求其醫護人員在隔離期滿三天內必須回院工作，並對於拒絕回院服務的醫療人員，戴上道德性的「落跑」標籤，而未關心倉卒封院過程對他們造成的心理恐懼是否恢復，院內安全防護設備與主管是否足以讓他們相信新的和平醫院是一個可信任的工作環境。這對於第一線的醫療人員是相當不公平的。
醫療院所階層化下的資訊落差
另外，從這次SARS院內感染的嚴重性，更凸顯醫療院所中的階層化，所造成的資訊落差，進而形成防疫漏洞。在此權力金字塔最頂端的是，掌握絕對權力的醫院管理者，然後依次是：與醫院簽約的特約醫師、受雇於醫院的醫師、受雇於醫院的護士社工以及行政人員、最下層是受雇於外包清潔公司的清潔工以及受雇於家屬的外勞監護工。越下層的醫療勞動者，越難即時獲得正確的SARS資訊以及完善的防護設備，也就成為防疫的漏洞，更是造成院內感染的死角。當「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商業邏輯成為醫療院所追求的目標時，各種勞動力的外包派遣必然出現，但是短期人事成本的降低，卻可能形成長期管理漏洞的不定時炸彈，而SARS的出現就成了檢驗的指標。
要求醫療人員回復工作崗位是醫政決策者的片面決定，醫療服務勞動者並未參與其中，這無法重建兩者間已撕裂的信任關係，而是國家以其意志片面修改勞動契約（過去他們是在一般醫院、罹病與死亡風險相對比較明確的地方提供勞動），再以公務員這個緊箍咒，要求該院員工必須從屬於國家對SARS病患提供一切的勞動義務！政府早已將醫療服務業納入勞工安全衛生法，其第二、四、五章以及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十一章等有非常基本的條款供政府以公權力確保抗疫醫護人員的健康。但政府的不作為，在這次SARS的防疫中，被映照出來，即使回院報到的醫護人員也不忘再度呼籲提供「邱淑媞等級的防護衣」。
醫療勞衛遭漠視
過去醫療管理者以「管理」、「效率」的邏輯，對於受雇醫護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的漠視（超時、超量的工作），以及政府對於醫療業勞工安全衛生漫不經心，在這次的抗疫行動中表露無遺。政府這種缺乏勞工安全衛生意識的決策模式(提高獎金、加重懲罰、強制徵調等)，不僅對重建醫療工作者的信心沒有幫助，更會加深了他們對於抗疫過程的恐懼。因此，如何從這次的教訓，轉化成未來檢討和改革的契機，將檢驗著具決策權力者的智慧與能力。
（作者為東海大學博士後研究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職業安全衛生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