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權是否存在？─刑事案件中強迫記者揭露新聞來源並未侵犯言論自由

陳瑞仁

有所謂「第四權」之存在嗎？─ 記者是否應與一般人民同視？

美國聯邦第一條正條款規定：「國會不得制訂任何……箝制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之法律」，條文除「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外，另加上「出版（印刷）自由」（freedom of press），是否制憲者有意在言論自由之外，另給予新聞媒體特殊之待遇？

對此問題採肯定說者，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陪席大法官（1958-1981）波特‧史都華（Potter Stewart）為代表，其在1974年11月2日耶魯法學院150年校慶之演講中指出：「如果出版自由之保證不超過言論自由之保證，則該等文字豈不成為憲法贅文？」、「制憲者在創設聯邦政府之三權時，刻意創造一個內部制衡之制度」、「憲法對於出版自由保障之首要目的同前：在政府之外創造一個第4機構（a fourth institution）以便對該三個官方分支做另外之制衡」，從而認為個人言論自由之外，對媒體應有特別保護（註1）。

採否定說者以首席大法官（1969-1986）華倫‧伯格（Warren Earl Burger）為代表，其認為出版自由條款並不對「特定團體」（select group）賦與特別之權利，其在「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v. Bellotti, Attorney General of Massachusetts, 435 U.S. 765（1978）」案中，指出美國憲法第一條正條款特別提到「出版自由」之原因，純係因報界在印刷術發明後，自始就是最容易受到政府壓制之目標，「既然第一修正條款係用來保障意見表達與思想溝通之自由，則我實在無法分辨用報紙散播思想之人，與用演講散播思想之人，權利上有何不同。」（註2）。

媒體不是特權機關

伯格並引用法蘭克福（Frankfurt）大法官在「Pennekamp v. Florida, 328 U.S. 331（1964）」案相同意見書之一段話：「憲法之目的並不在於將出版界創設為一特權機關，而是保障所有之人在以說話表達其意見外，亦能以印刷表達」（註3），易言之，出版自由修正條款並不專屬於某些特定團體或機構，而是屬於所有行使言論自由權之人民（註4）。

此否定說一向為聯邦最高法院之判例所採，例如「Zemel v. Rusk, 381 U.S. 1（1965）」案之判決即指出：「言論權及出版權並未伴隨著無限制之消息蒐集權」（The right to speak and publish does not carry with it the unrestrained right to gather information.）。此外，在Zurcher v. Standford Daily, 436 U.S. 547（1978）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判定報社與一般人民同樣應接受合法之搜索（註5）。

接著在「Herbert v. Lando, 441 U.S. 153（1979）」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當電視節目主持人被損害名譽時（民事案件），應與一般人一樣必須接受「有無惡意」（actual malice）之證據調查（必須在證據揭示程序discovery proceedings時回答有關消息查證過程之問題）（註6）。

聯邦最高法院陪席大法官（1956-1990）威廉‧布瑞南（William Josoph Brennan）曾對法院之態度做一分析。其認為法院將媒體視為二種角色，一是「言論模式」（speech model），一是「組織模式」（structural model）。當媒體在具體案件中是扮演前者時，法院通常會給予絕對之保障；但當媒體以後者之角色出現時，則須對新聞自由與其他之社會利益做衡量（註7）。

易言之，新聞工作可大分為「新聞採訪」（蒐集）與「新聞報導與評論」（發布）二大階段。在後面這階段，聯邦最高法院均給予媒體絕對之保護，但在前一階段則否（註8）。

記者有無拒證特權？

基於前述認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Branzburg v. Hayes, 408 U.S. 665 （1972）案中，判定記者並不能在大陪審團（在美國屬檢察官之偵查程序）面前主張拒證特權。亦即，記者與一般公民無異，負有作證義務。接著在「Zurcher v. Standford Daily, 436 U.S. 547（1978）」案，聯邦最高法院判定報社並非搜索禁地，應與其他場所同受刑事訴訟法之拘束。

同樣地，在「Cohen v. Cowles Media Co., 501 U.S. 663（1991）」案中，報社違反其與私人間之約定，公布該私人之姓名，因而被訴民事損害賠償，報社主張新聞自由（大眾有知的權利），聯邦最高法院仍然判定報社敗訴，理由是「媒體同須接受民法之拘束」。直到2005年6月7日，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湯瑪士‧賀根（Thomas Hogan）判定拒絕在大陪審團作證之紐約時報記者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坐牢，亦是一例。該記者在檢方追查中央情報局洩密案件時，拒絕在偵查中之大陪審團出庭作證，而被法官判定貌視法庭而入監。

不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否認記者之拒絕作證特權之同時，指出如果立法者認為記者應有權拒絕作證說出消息來源，可由法律明文定之。至今美國已有過半數之州訂有這種「媒體人員保護法」（press shield laws），例如科羅拉多州州法即規定傳喚記者作證之條件為：1.該消息與案情須有重大關連；2.該消息須別無其他合理方法可取得；3.傳訊記者之公共利益須大於新聞自由之利益。但該法又規定：如果作證之內容是該名記者所親眼目睹之犯罪過程，則該記者不得拒絕作證。

由上可知，縱使在言論自由掛帥的美國，當記者是立於證人地位至法庭為他人之刑事案件作證時，強迫該記者說出新聞來源亦未違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