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喉嚨與司法正義─探究新聞媒體工作者的拒絕證言權

編輯部

2005年10月25日，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查緝黑金行動中心、台北地檢署偵查「股市勁永禿鷹案」終結。檢方將林明達、張錫寬、陳俊吉、李進誠、陳永承等5人，以「達反證券交易法、妨害電腦使用、洩密、圖利及偽證罪嫌」罪名起訴，求處1至8年不等之有期徒刑。由於《聯合報》曾於2005年3月16日大幅報導勁永案疑涉做假帳，所列數據與證交所監視報告內容吻合，勁永股價大跌。2006年4月24日，台北地方法院開庭審理「股市勁永禿鷹案」，傳訊聯合報記者高年億出庭作證。但高年億以維護消息來源之隱密為由，拒絕作證；合議庭在簡短討論後，明快做出裁定：認為高年億「無正當理由拒絕證言」，依刑事訴訟法第193條第1項，罰鍰新台幣3萬元，這是第一樁新聞工作者因為拒絕證言而被法院處罰的案例，也引發了「作證義務」以及「保護消息來源、維護新聞自由」之間分際的討論。

究竟記者是否向醫生或律師一班得以擁有法律賦予的拒絕作證權？很遺憾地，我國刑法中對此尚無明確的規範。英、美、日各國對於新聞工作者在法庭上是否得以拒絕透露消息來源，也各有不同的裁決個案。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馮建三表示，儘管國家於釋出絕對權利仍然有很強烈的抗拒力，但是從判決書來看，法院「從以前完全不理會，到現在能夠注意到此一問題，並收集各方經驗作為判決的尺度，基本上還是正面的。」馮建三教授也強調，所謂拒絕證言權，也並非理所當然，新聞工作者必須積極主張自己的權利，而這權利是攸關公眾的利益，而非記者特權，或僅為保護自己或為己方立場答辯。「股市勁永禿鷹案」除了暴露出國內金融體制的問題點外，也意外點出刑事訴訟法與時代脫節的漏洞。正如高年億案陪席法官林孟皇所言，此立法之必要性，可讓新聞媒體人員有一明確可遵循的工作規範，亦可避免新聞媒體人員濫用反而損及公共利益。

在這個特別報導中，我們彙集了審、檢、辯三方，以及持中立原則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觀點，深入探究拒絕證言權的影響。同時也收集了數個國際案例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