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不嚴、誤認監聽浮濫－改善統計品質 展現偵查實效

何克昌

日前林世宗教授投書媒體，指出去年檢察官核准監聽人民電話案件竟為美國近兩倍，據以呼籲由法院審核監聽書，以保障人權云云。筆者就實務所悉說明實況，提供林教授及國人再深入探討此問題。
【一、監聽浮濫？】
文內林世宗教授提到我國監聽數量是美國二倍云云；林教授諒係引用日前新聞指出法務部統計我國監聽件數去年達19000餘件，幾乎是美國的一倍以上的報導。筆者直覺認為這個統計數字根本就是一個缺乏「常識」的數字；台灣人口數號稱2300萬人，而根據《2003 Word Population Data Sheet》顯示美國人口數為2/9億人，即美國人口約為台灣人口12/6倍。依法務部統計的資料，美國監聽件數僅及台灣一半，亦即約10000件，平均美國約29000人，監聽一件，台灣則約1200人，即有一件監聽案件，倘扣除老幼婦孺等人口數，則台灣幾乎人人被監聽，這種情形可能嗎？

統計資料的分類，首先要求的就是「標準」一致；據筆者所悉，美國核准通訊監察，係以「人」為核准對象，而台灣係以「電話」門號為核准對象，假設一位歹徒持用一、二十線門號（這在台灣是很正常的現象），則美國可能只算一件，而台灣卻算成一、二十件；因此，如比照上述的美國人口/件數為核准上線監聽比例，則台灣一年能監聽的門號，不到800門號，而一個販毒者持有易付卡的門號如以10個計算，再以一個販毒集團10人來算，則台灣一年辦不到10件犯罪集團案件。其次，一線電話，監聽期滿，再重行監聽，則法務部究竟算一件或二件？（新聞未報導法務部統計的分類標準）；因此，分類標準不一致，自然導出不同的數據，如以不同的分類標準所得數據，作為台灣與美國優劣比較，將誤導國人認清事實。筆者認為單以缺乏嚴謹的監聽件數，推論檢察官核發監聽浮濫，恐怕是危言聳聽，如再以此指責檢察官侵害人權，則檢察官將喊冤枉了。

二、檢察官行使監聽＝侵害人權？
監聽與搜索、羈押、拘提，訊問等，皆屬偵查的方式之一，都應接受法院審查，筆者並無異見；筆者要說明的是，偵查權的審查，當由預審法官為之，而不是由審判法官。

檢察官制度並非我國固有的司法制度，傳統中國的審案方式，向來只有縣太爺一人負責偵查、審判及執行。清末效法西洋司法制度，將檢察官制度引進中國，當時清廷延聘日本法學博士岡田朝太郎先生規劃中國法制，岡田博士認為「在法國法系訴訟法，豫審，乃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之後，令豫審推事行之；故於豫審所有強制力之令令，原則上，非豫審推事不得發之。中國捨此主義，擬採用檢察官掌豫審之主義；故其方針於豫審開始之後，與檢察官以得發有強制力命令之權力。」，從而，「搜查之結果，有罪之嫌疑，根據既定，認為應提起公訴時，由檢察官開始豫審處分。既開始豫審處分時，關於嫌疑人之呼出（傳喚）、勾引（拘提）、勾留（羈押）、訊問、檢證（勘驗）、差封（扣押）、搜索，證人、鑑定人、通譯人之訊問等，邇來檢察官之權限，與法國主義之豫審推事相等，不可不帶強固之強制力，其細目宜於訴訟法規定之。」因此，我國有關行使豫審事務的職權，究應另設豫審法官行之，或是由新制的檢察官行之，在制度設計上，有其歷史背景考量，後來制度上規畫由檢察官行使豫審權，所以才於訴訟法上賦予檢察官強制權；可知當前由檢察官行使監聽權，應無違憲問題，至於將來台灣檢察官制度是否抽除豫審權限，則由國人評斷，不在筆者本文意見範圍。

今日國人批評檢察官行使偵查權的品質不佳，筆者認為癥結在於檢察官的「體質」，而非在於「體制」，如果未針對我國檢察官體質謀求改善，只是一味要求更改體制，不僅浪費更多社會成本，也無法滿足國人對司法品質的期待。所以，與其重視監聽由法官或檢察官核發，不如加強實務界與學術界評鑑檢察官核發監聽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