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戰」中談「游動的多數」

黃文雄

前些日子報上傳說美國副總統錢尼的女兒到巴格達去當人肉盾牌，以阻擋美英聯軍的轟炸進攻。這則新聞開始時是網路上的小道消息，被俄國報紙炒作後，放大而成為國際新聞，我國晚報也有在頭版頭條跟進的例子。事實真相如何？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根據我在國際多年參與各種活動的經驗，這種家庭內成員對公共議題立場（甚至政黨歸屬）不同的情形，在民主社會極為普遍。例如美國民間一九六○年代反對越戰時，活躍份子之中就多的是權貴之家的子女，包括洛克菲勒和甘迺迪家族；這類事情並沒有太大的新聞價值。錢尼女兒一事會上媒體頭版頭條，反映最多的恐怕還是俄國和台灣就民主的成熟度而言的社會體質。
要檢驗一個社會的民主成熟度，有一個很好的指標：這個社會容許、存在「游動的多數」的程度。換言之，社會成員在某一議題上的多數（或少數）在下一個議題上也是多數（或少數）的或然率。不妨以這個政治學的概念應用在我國。在台灣，你只要知道一個人的獨統立場，就可以（在統計意義上）相當準確的猜到那個人在許多公共議題上的立場。這就是多數（或少數）的形成缺少「游動性」的一個例子。如果一個人的獨統立場可以決定其對核四的立場（譬如說），或兩者之間有太緊密的相關，我想肯用點腦筋的人都會同意，這不是很健康的現象。其意義之一是：這個社會能獨立思考的成員還不夠多。
為什麼會有這種多數（或少數）之形成游動性不足的現象？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既定身份的影響太強。例如錢尼女兒的例子裡（假設真如媒體所說），階級（出身權貴之家）就是一個既定身份。在尚少有反例的國家如俄國和台灣，一般人很容易因為主戰健將的副總統家族出了這麼一個「叛逆」而驚訝，因此也就有了上頭版頭條的新聞價值。（在西方國家儘管也會有媒體為報份和收看率而炒作類似新聞，但不同媒體賦予重要性的程度，還是品味水準有別。）在台灣，這種既定身份最明顯嚴重的例子則是所謂省籍。其影響不只及於統獨立場，還擴及諸多就事實和道理而言遠非相千的公共議題。
這種游動性高低所顯示的民主社會的成熟度，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這個伊拉克戰火焚天、國內論「戰」熾烈的時刻。這一篇短文將暫時不談有關戰爭與和平的普世價值和國際規範問題，而集中於一個利害和策略的考慮。在這場論「戰」中，即使最反美反英的反戰者也小心的區別美國的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
為什麼？因為美國和英國內部的反戰聲音所象徵的上述游動性（例如紐約市議會和英國工黨，遑論上街的人民），以及這種游動性所揭出的民主成熟度，使我們不得不對美國、英國這兩個國度（country）有比較多面向的了解。國內民間反戰聲音的出現，也應該在國際上對台灣有這樣的效果。國內幾波反戰活動下來，參與的人在數目上和背景種類上愈來愈多，所象徵的正是台灣這種日益增加的移動性和成熟度。
當然，我們不能止於這種功利面的考慮。台灣是一個極不願見到戰爭的社會。雖然客觀事實如此，但是威權體制的過去和社會的功利傾向，卻使我們還不能真正成為歷史悠久的國際和平運動的一環。和平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因此才會有和平學的出現；而我們卻不曾對和平問題有過嚴肅的思考，以致許多辯論缺少最低的道德和邏輯上的一致性。例如有些反戰者反對美英對伊拉克的侵略，卻不反對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有些擁戰者反對中國強權對台灣的戰爭威脅，卻支持美英強權的出兵。兩者都需要有更周全、更誠實的論證，才不能算是一偏之見，也才不會讓國際和平運動的人士深感好奇。但是辯論的可能應該被雙方珍惜，也只有透過辯論的展開和成熟，並進而幫著使統獨和省籍不致過於凌駕其他公共議題的思考，我們才會有上述游動性不足所造成的死結得以打開的希望。
（作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顧問、總統府國策顧問，原載於2003年3月28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