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錯誤示範」答客問

編輯部

媒體「錯誤示範」答客問
編輯部

1/ 媒體在犯罪新聞中，將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曝光，會造成什麼影響？
答：將嫌疑人的姓名和樣貌，或者是身份證、住址、親人等其他可辨認其真實
身份的資訊曝光，尤其是在警察局拍攝嫌疑人，會違反刑事訴訟法所謂「偵查不公開原則」的規定，造成社會大眾對嫌疑人先入為主的印象。不僅妨礙日後嫌疑人受法院判決無罪的機會，甚至會造成法院判決無罪時誤導民眾對司法的不信賴。
2/ 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五條第一項所定的「偵查不公開原則」目的在保護什麼？
答：偵查不公開原則是為了要達到以下目的：
1/ 保護當事人人格權（包括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
2/ 防止預斷
3/ 維持檢警資訊優勢
4/ 特別身分的保護（尤其是少年事件及性侵害事件的被害人）
3/媒體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審訊式訪談，或逕行公佈嫌疑人前科資料，會造成什麼影響？
答：警方縱容記者進行審訊式訪談，是所有違反偵查不公開及侵害人格權中最為嚴重的類型；因為在警方的實力支配之下，嫌疑人多半既不知道也無能力反抗這種違法詢問。而「後不後悔」、「為什麼這麼做」這一類型的問話，則會強化閱聽大眾眼中認定嫌疑人即犯罪者的心態，剝奪了當事人在有罪確定前被視為清白的權利，並且會造成即使無罪確定後卻已經遭到污名化，重返社會困難。而前科記錄和現行的罪行亦未必有直接關連，但媒體逕行報導則導致觀眾將前科與現行罪行做因果聯想，造成對嫌疑人的預斷及污名。
4/媒體可以將嫌疑人或被害人等案件相關人身份曝光嗎？
答：對於嫌疑人的相關人來說，即使根本與犯罪案件無關，也要因為是嫌疑人的相關人而遭受輿論「連坐式」的非難；而被害人的相關人同樣會因身份曝光，影響原來的生活。尤其是特定案件的被害人（如少年事件、性侵害）更應嚴禁遭到媒體曝光。
5/警方或檢察官公開向媒體透露具體案情，會有什麼影響？
答：檢警人員違法或不當對外透露具體案情時，除了誤導社會大眾預斷案情及侵害嫌疑人人格權外，對於檢警而言，也因為破壞了偵察不公開原則所保護的「檢警資訊優勢」的考慮，造成真正的犯罪者或其同黨聞風而逃、湮滅證據等後果，使得檢警佈線緝捕及蒐集證據徒勞無功，更使司法正義無法獲得伸張。
6/警方陳列所謂犯罪贓物讓媒體大量拍攝，會造成什麼影響？
答：陳列贓物會讓大眾誤以為「罪證確鑿」，卻忽略過問贓物由何處來？是否經過合理程序蒐證？是否經證明為本案本案贓物？等事實問題。而且許多陳列之贓物完全未經防止指紋證跡混同的處理，證物也沒有裝置在證物袋內，甚至無法判斷是否經過不相千人士的觸摸等，這都將造成未來司法證據鑑定以及認定上的困難。
7/媒體在報導犯罪新聞時，常會使用「重建現場」的方式呈現新聞事件，這種拍攝手法有何不當之處？
答：重建現場式的拍攝手法最大的問題在於，模糊了「重建現場並不一定為真」的前提，由於以實地、實景拍攝，記者幾乎以「在場人」的角度呈現新聞，使得拍攝內容或犯案過程中的推論，也成為畫面上的真實，導致閱聽者主觀上就先入為主的相信了「嫌疑人就是犯罪者」的認定。而即使嫌疑人就是犯罪人，也會因為媒體誇張、渲染或扭曲的拍攝方式，而誤導了對犯罪的認識（無論是有利或不利於嫌疑人），造成「媒體定罪」的結果。
8/在檢警人員進行搜索或扣押時，記者可以跟隨拍攝嗎？是否有侵害人權或妨礙辦案之虞？
答：媒體當然無權跟隨警方搜索、辦案，更何況是將過程呈現在公眾面前。因為搜索或扣押都是效力強大的法律行為，即使是警方也都必須有檢察官、法官的搜索票、拘票才能進行，媒體既不是執法人員，當然無權涉入這類行為。而擅自將遭搜索或扣押的過程，甚至地址、內容、身分等細節公諸於世，不但嚴重侵犯人權，也可能影響未來檢警偵辦方向。
9/「現場模擬」犯罪過程是否有其必要性？又該如何避免目前受害者家屬在現場模擬時追打嫌疑人的情況發生？
答：「現場模擬」說穿了，只是一種「表演」，對於發時當事人的行為並沒有證明力。但是，目前警方辦案模式中，卻往往藉由媒體對現場模擬的報導來強化嫌疑人即犯罪者的印象，造成嫌疑人未經司法審判即已經由輿論定罪的後果，嚴重侵害人權。而另一方面，即使有至現場瞭解的必要，如果警方不通知媒體、不對外公佈到達的時間、地點，被害人或其家屬也不會有機會至現場追打嫌疑人。
10/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其相關人在面對媒體採訪時，應如何保障自己的權利？
答：無論當事人後來被判定有罪或無罪，在面對媒體採訪時，任何人都有權拒絕。即使被告被認定為有罪，也不表示必須接受媒體公審，台灣的審判機關只有一個，就是司法單位。因此嫌疑人可以拒絕上鏡頭、照相、採訪，而如果當時是在警方的實力支配之下，也有向警方要求保護的權利。
（劉家凱、康素娟、王佳韻整理/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