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人觀點：批判或是審判？

吳東牧記者

媒體人觀點：
批判或是審判？
吳東牧記者
記者這一行，被人謔稱為「修理業」、「製造業」。當報導內容或是分析稿的立論，不違背社會主流價值時，大家也許加以「仗義執言」、「春秋之筆」等溢美之詞；如果為了一己之私，挾怨謾罵，則難免「無冕王」或「文化流氓」的罵名。後者的比例，在各式的報導中，也許不會太多，但是卻足以讓媒體的社會形象，充滿相當的爭議性。
春秋之筆？
我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後者面壁思過。不過更不幸的是，所謂「執春秋之筆」的報導當中，多半也充斥著專業不足的媒體審判。而出產這些報導的媒體與受眾，卻沈浸在「正義獲得補償」的滿足感當中。
我的第一份報社差事在復刊後的台灣日報，主跑檢調以外的司法路線。上班第一週，社會上發生影響層面廣大的飼料奶粉事件，某貿易商涉嫌以一般食用奶粉的名義，進口犢牛飼料奶粉，出售給食品加工業者使用，遭到情治單位調查。案件雖然還沒進入法院，但業者透過律師召開記者會，因此讓我沾了一點新聞的邊。
儘管只跑了這麼一小則配合的新聞，資深記者仍要求我寫一篇四、五百字的特稿。這對於抱持「書盡天下不平事」心態投入這一行的我來說，是正中下懷。我振筆疾書，對業者魚目混珠的事實大加撻伐，在二十分鐘內用「商人無恥、社會悲哀」收尾，自認寫得鏗鏘有力，這也是我的第一篇特稿，而且見了報。
將近四年後的今天，再度看了這篇文章，我發除了一些道德性的譴責之外，內容根本流於空洞，找不出任何法律或社會觀點。而且，當時這個案子不要說是法院，連地檢署這一關都還沒起訴。
在台灣，許多年輕人的記者生涯都是這樣糊里糊塗展開的。還沒有做好基礎準備就踏入這一行的媒體新鮮人，將自己的一腔熱血，灑在被報導者的身上。沒有人提醒，沒有人攔阻，因為該提醒攔阻他們的「前浪」，可能還在做同樣的事情，不同的是，淋在被報導者身上的，可能是一盆冷血。
記者需不需要批判性與正義感？大多數人的答案會是肯定的，否則豈非忝為第四權？只不過批判之前，必須先確認兩件事：方式，以及對象。
批判方式
從方式上來看，如果只是一般的街評巷議，固然可能贏得共鳴；但是，以這樣方式宣洩大眾情緒，不是記者的人好像也做得到。而且一旦缺少專業，討論式的批判，終將流為結果式的審判。
其實比起路線上的專業人士（例如法官、檢察官），多數司法記者的專業度當然不會更高。那麼記者究竟有什麼資格，在檢察官起訴，或是法院判決前，任意對事件加以批判呢？
顯然，媒體要的不是路線專業，而是新聞專業，因為記者份內的事是監督批判，而非審判。問題的癥結也逐漸浮現了：什麼是專業的新聞批判與監督？
最常用的專業呈現，應該是切中要旨的事實呈現。日前發生的八掌溪事件，受困工人最終遭驚濤吞噬的畫面、軍警互推責任的答覆、消防單位的報案處理記錄，本身不就是中立而有力的控訴？較大的報社在處理上，展現出相當程度的專業，但是部份媒體仍情不自禁地在報導中夾帶主觀且不夠深刻的指控，雖然因為事證歷歷，沒有引起太大爭議，卻顯得畫蛇添足。
另一種主要的批判監督方式，是特稿與評論。這十年以內，報紙本身版面劇增，加上有線電視新聞台的興起，讓報紙失去現場目擊報導的優勢，深刻或是一針見血的長論短評，成為報紙的新賣點。
特稿與評論，本質上就是作者觀點的呈現，雖然比較不會有主觀的問題，但是對事情如果沒有深入的瞭解，以充分訪問取得的專業論述作為基礎，就難免淪為「商人無恥、社會悲哀」之流的膚淺作品。
批判對象
下手之際，批判的對象似乎也得經過考慮。用司法界常提到的「比例原則」做比喻，大砲擊發之前，你已經確定打的是飛機，還是小鳥了嗎？理論上，受報導者的權勢越大，就應該受到越嚴厲的監督。政府、財團、企業，就是應該受到嚴厲監督的典型。
這裡面產生一個有趣的問題，犯罪嫌疑人是不是應該也應受到最嚴厲的監督？可以想像的是，能得到的答案大概是肯定的。不過從嚴格的法律的觀點來看，任何人在法院判決之前，都應受到無罪推定，不過這項刑事訴訟的金科玉律，顯然尚未見容於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具有媚俗特質的媒體，當然不可能將之奉為圭臬。
在飼料奶粉事件發生後的半年之內，我報導了太極門詐財疑案的首度開庭過程，導言的第一句是：「擁有『十段神功』的太極門掌門人洪道子，昨天在法官抽絲剝繭地盤詰及隔離訊問下，終於『破功』，與妻子做出矛盾的供述。」新聞報導之外，還配了一篇特稿，結論是「需要英雄的時代是可悲的——特別是在英雄也黔驢技窮的時候。」
我原本以為，自己幽默的筆鋒，應該會換來一陣稱讚，沒想到法官先生看了之後，謹慎地用帶有疑慮的語氣問我，「你已經替法院判他有罪，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了？」
被潑冷水之後，我按捺心中的不快，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和這位夙有交情的法官解釋，媒體必須站在多數人的利益，並且保持批判立場。離開法院前，他客氣地感謝我，「謝謝你告訴我什麼是媒體的立場。」不過，我想我的強詞奪理，並沒有真正說服他——當我說的有正當性的批判，做的卻是無權置喙的審判，我連自己都無法說服。
我想說的其實是陳腔濫調：媒體在犯罪新聞的報導中，最容易讓自己受到集體情緒的感染，使批判淪為審判。我們忘了，嫌犯往往被擺在法律體系天秤上，高高翹起的那一邊，記者似乎沒有必要千犯新聞中立的原則，把法碼壓在他們的另一邊。
不只是菜鳥記者，我們常常看到一些新聞老兵，也犯下同樣的錯誤。許多新聞人會說，在這個趕時間的行業裡，犯錯是難免的。的確。問題是，我們要怎麼看待這些錯誤？當我們用幾近無所謂的態度看待錯誤時，就已經注定，媒體的成長與進步不可能太快速。
遊戲規則何在？
我們也許不必太偽善，弄到最後什麼都無法報導，損失了自己的閱聽率和民眾知的權益，那麼建立一個簡單的遊戲規則如何呢？
記者們報導事件始末也就罷了，為何一定要讓嫌犯曝光？曝光也就罷了，為何一定要拍他帶著手銬腳鐐的衰相？拍拍衰相也就罷了，為何一定要與他做面對面的訪談？做做訪談也就算了，為何一定要問他「後不後悔」這種問題？還有更不堪的，為何一定要用鏡頭捕捉民眾用拳頭羞辱他的畫面？
程度不同的荒謬情境，難道已經成為一種救贖警察無能、社會恐慌的儀式？萬一後來證實這是另一場吳如月事件……
我們羞辱嫌犯到什麼樣的程度，顯現出的是我們羞辱自己到什麼樣的程度。當我們羞辱嫌犯，到達加害人羞辱被害人的程度，我們正在製造另一個即使曝光，也沒人關心的社會案件。這樣的辯證，社會能不能接受，意味著我們的媒體可能將遊戲規則建立到什麼樣的程度；而這可能也代表我們的新聞專業，會被挽救到什麼程度。
結語
大法官會議在釋字第五零九號解釋中，做出誹謗罪舉證責任對行為人比較有利的限縮結論。其中大法官吳庚更在所提的協同意見書中，有這麼一段文字：「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尤其對政府之施政措施，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亦應認為仍受憲法之保障。」
他並認為，「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價值判斷皆應容許，不應有何者正確或何者錯誤而運用公權力加以鼓勵或禁制之現象，僅能經由言論之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而達去蕪存菁之效果。」
這兩段文字，揭示了言論自由的精義。不過短期來看，因為消費者的口味已經過重，自由市場能不能成為去蕪存菁的機制，實在大有疑問。這時候，媒體從業人員對於公正立場的堅持，就決定了媒體存在的價值。
我們當然不能容忍公權力的介入造成寒蟬效應，但是我們也應該擔心媒體只剩下不留餘地、尖酸刻薄的文字。如果沒有專業、客觀的監督批判，只有情緒、主觀的審判，媒體媒體，終將伊於胡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