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速制訂檢察官法

林山田 教授

依據刑事訴訟法的授權，檢察官只要風聞犯罪，不論是街頭巷尾的傳聞，或是報章雜誌的報導，就可主動積極地發動其偵查權，舉發犯罪，發掘犯罪的事實真相，所以才能將犯罪人繩之以法，而實現法律正義。因此，檢察官自然會成為「法律的守護者」，或是「正義的實踐者」，而為全民所肯定與尊敬。
為了達成上述的理想，強化檢察機關追訴與打擊犯罪的能力，歐洲大陸法系的刑事程序制度對於檢察機關乃建立「檢察一體」的原則，以有別於法院的「審判獨立」，使具有司法功能的檢察機關建立上下隸屬的一條鞭式的組織體系，脈絡一貫，指揮靈活便利，如此，才能上下一體，同心協力，迅速而有效地追訴犯罪。
就在這「檢察一體」的原則下，檢察首長對於所屬的檢察官擁有一定的指揮命令權，並由法律明定檢察總長及檢察長得親自處理所屬檢察官的事務，並得將所屬檢察官的事務，移轉於所屬其他檢察官處理。檢察首長以比其所屬檢察官較為豐富的檢察經驗與專業見解，指揮命令所屬檢察官積極追訴犯罪，彼此信賴合作，發揮團隊式的工作力與精神，提升打擊犯罪之追訴力。
可是不管是什麼制度，只要引進台灣，多少會變形走樣，「檢察一體」的引進，不只變形走樣，郤反而成為政治力或行政力不當干預檢察官辦案的好口實。為政者任命一批比較會配合「上級」或「上上級」的檢察首長，在「檢察一體」的保護傘之下，濫用其指令權，把特定的案子交由「聽話」而可以信賴的乖檢察官偵辦；或把正在用心辦案的檢察官手上的案子，下令移交給其他檢察官接辦，使他要含淚蓋章將案件移轉管轄；或是指派主任檢察官及另一名檢察官加入「協同辦案」，使該案納入掌握之中；或是由並未參與個案偵辦的「上上級」（台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配合黨政上級的政治動向，以電話指令下級檢察長要「下下級」的檢察官們（台中地檢署的查賄專案小組）搜索或收押特定的人，要將特定的案子暫緩結案，要限制特定人出境等等，使檢察制度中，本來用以發揮團隊力量以打擊犯罪的檢察指令權，反而濫用做為阻礙偵辦特定案件或重大弊案的利器，或做為政黨利益取向辦案的工具，使檢察官彼此不能信賴，也使檢察不能信服其上級，名為「檢察一體」，早已成為「檢察解體」，本為法律守護者的檢察官，自然淪為政爭的工具或是情治單位的橡皮圖章。
在「檢察解體」的情況下，再大的弊案，只要推託一番，假以時日，就能船過水無痕，雨過天就青。當然，檢察機關的威信或檢察官的專業尊嚴，也就受到重大的傷害，法網就像蜘蛛網，只能捕抓一些小昆蟲，可是卻讓大黃蜂飛穿而過！只有笨的跟倒楣的一批小尾的，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些有財有勢而黨政關係良好的大屘的，不但可以逍遙法外，而且官越做越大，錢財越聚越多，於是台灣社會的法律正義也就蕩然無存。
台灣的檢察官們全是學法律出身的法律人，本來就具有比一般人較強的正義感，可是在現行法制下，卻被綑綁得動彈不得，只要跟體制配合，必能升官發財，榮華富貴，誰膽敢反抗，必然不得好下場，萬民敬重的許阿桂檢察官，不就在心境煩悶鬱卒中得了癌症而英年早逝！
現在，難得有一群檢察官們挺身而出，成立了「檢察官改革協會」（似乎應該是「檢察制度改革協會」），而引起北中南各地檢察官的響應。在此希望這次的行動能夠引起朝野各界的重視，促成立法院及早完成「法官法」的制訂，並且同時也要制訂「檢察官法」透過法律的明定，確認檢察官的司法功能性，而非屬行政機關的一般行政官，並且給予法律應有職務保障，明確界定檢察首長的檢察指令權或法務行政監督權的界限。
至於在「檢察官法」尚未制訂之，前依據現行法制的授權，幾個有膽識的檢察官，只要能夠置個人「前途」於度外，聯手偵辦一兩件社會眾所注目的重大弊案，多少就能受全民的肯定，而為垂亡的檢察威信發生起死回生的功效，這比起那一大批立委們成天在立院賣力演出「倒這倒那」的攻防戰更有利於台灣社會的公平正義。偵辦中假如還有檢察首長膽敢打著「檢察一體」的保護傘，硬要阻擋偵查的話，那就把證據或內幕，透過娸體公諸於世，保證多數人民站在代表正義的檢察官這邊，而讓這種不識時務的「上級」或「上上級」死得很難看。
但願參與這次改革的檢察官們，務必有所堅持，別經上級一摸頭，輕易就跟體制妥協，同時也要有所行動，而別是簽名連署或開記者就了事。檢察制度的改革，事關台灣社會的法律正義，與每個人都有關係，希望全民關切，而在全民響應中，檢察制度的改革才能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