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馬規約看江國慶冤罪的究責

吳景欽

司法在實現正義，雖是耳熟能詳的一句話，但在現實面，卻不是那麼容易實現，如今年以來，備受矚目的江國慶冤罪的平反，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一般而言，關於冤罪的平反，應包括三個部分，除了必須藉由再審來還給被告清白，並因此為冤獄賠償外，更重要的，即是對造成冤罪者為究責。而透過如此的過程，不僅在實現正義，也是對審判制度的檢視與糾錯。只是至目前為止，雖然江國慶的冤罪已經再審還其清白，也為冤罪的賠償，但關於造成冤罪者的法律究責，卻陷入困難重重的境地。尤其是檢方在面對此案時，並不從結構性犯罪的基礎為思考，而以罪證不足與追訴權時效已過等理由為不起訴處分，不僅正義難以伸張，也與《羅馬規約》的精神不符。檢方兩度的不起訴處分被告江國慶在速審後，即遭槍決，經過約15年後，在「可能」（註一）是真正行為人許榮洲自白而遭羈押後，也暴露出當初軍方偵辦過程的粗糙，甚而刑求逼供的弊病，對相關人員的究責，成為當務之急。在1999（民88）年之前，《軍事審判法》將軍事審判權歸屬於統帥權之下，也因此，在此案發生時，由當時的司令為指揮，可能是破案心切，竟將此案交由不具司法警察身份的反情報人員為偵辦，在急速破案的壓力下，不僅非法拘束人身自由超過24小時，並以各種方式為逼供，最終取得被告自白，而唯一的補強證據，竟只是來自於一紙沾有鼻涕，卻被指為有被告精液的衛生紙。而在當時的法制下，軍事審檢機關不僅同隸屬於司令部，且所有的判決書與起訴書都必須於事前送司令核閱，並採取一審一覆判的速審結構，再加以《軍事審判法》的程序保障不足，審理過程的草率性，早已預示著誤判的可能性，只是在江國慶的案子裡被發揮的「淋漓盡致」。在面對軍方這種為求破案、不擇手段的辦案方式，不僅無視於法制存在，更是一種嚴重殘害人權的犯罪，惟這種結構性犯罪，就第一線執行者而言，在軍方極端封閉的體系，且江國慶早已草草被槍決下，欲找出刑求的證據有其困難。即便能為證明，但由於《刑法》第125條第1項的濫權訴追罪的處罰對象，僅限於法官與檢察官，不可能包括反情報人員，僅能退而以傷害罪處，而因此案發生已15年，早已過了舊法的追訴權時效，即便有罪，恐也無法訴追。而若欲以殺人罪起訴，由於江國慶之死，還有軍事檢察官的起訴、法官的審判、司令官的核准死刑等過程，在人人有分下，必然造成相互卸責、責任分散，而陷入無人可為咎責的窘境。至於上級將領的責任，恐更難追究，因位居高位者不可能親自動手，且也不會笨到以書面的方式要求下級為刑求，因此，欲證明其有下令之事實，更是難__上加難。即便已經出事，由於曾身居高位、位居要職，也可以將責任推給部下，而得以隱身幕後、高枕無憂。所以，在面對江國慶的冤罪究責時，檢方最主要是以上述理由，而對相關人等為不起訴處分，尤其在第二次的不起訴理由裡，更言明陳肇敏等人即便有破案冒進之實，卻無殺人之故意，更與江國慶之死無因果關係。檢察官極盡所能而將參與者的責任為切割，並將冤罪的原因歸咎於是制度殺人的結果，而使冤罪的究責，竟出現人人無責的最終結果。如此的理由，完全忽視冤罪造成乃屬一種典型的結構性犯罪的本質，致僅將之當成一般犯罪處理，就容易出現如此的究責困境。而《羅馬規約》，正成為一個重要的檢視指標與基準。《羅馬規約》的特色在二次大戰後，聯合國雖有組成紐倫堡與東京的特別刑事法庭，以來審理軸心國戰犯的經驗，卻未曾思考建立一個常設性的國際刑事制裁機構，一直要到1990年代，在南斯拉夫與盧安達所發生的種族屠殺，而組成特別法庭為審理後，國際社會才逐漸意識到常設機構的必要性，也因此才有1998年《羅馬規約》的誕生。而《羅馬規約》主要的內容，即是將過往慣例所形成的國際犯罪法制化，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其所規定的國際犯罪包括種族屠殺罪、殘害人權罪、戰爭罪與侵略罪等四大類型，且以個人為處罰對象，此與一般國際法所規範的對象為國家，顯有不同，藉由如此的轉變，屠殺者即不能再以國家機器為擋箭牌。而《羅馬規約》的最大特色，即是於荷蘭海牙所成立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以來專門審理此類案件，藉由此常設性的國際審判機構，對於國際犯罪的處罰已不再是一種宣示，而是有實質的懲罰機制存在。結構性犯罪的歸責針對江國慶冤罪究責，檢方所採取責任切割的思維，也與《羅馬規約》的精神嚴重違背。因依據《羅馬規約》第29條，即針對殘害人權的犯罪，明文無追訴權時效的適用；且為了防止下級公務員動輒以「依法行政、依上級指示」等為卸責，此規約第33條第2項亦規定，對於殘害人權的命令乃屬明顯違法，並無服從義務，若仍服從而執行，亦不能免責；又為了防止證據找尋的困難，以及指揮者動輒以「不知情」等理由，將責任推給下級，根據《羅馬規約》第28條，只要具有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指揮者只要對下級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而不為制止措施，即便視而不見、坐視不管，亦不能因此免除刑責，以來彰顯結構性犯罪的集體責任性。追訴權時效的適用界限《刑法》之所以要有追訴權時效的設計，其目的在於國家的追訴權，若長久不行使，即便犯罪人得以逃脫追訴，卻可能時時惶恐不安，已形同一種煎熬與處罰，基於使犯罪人改過向善的目的，自然不應再對犯罪人為訴追。其次，若國家訴追權遲不發動，相關物證不僅流失，證人的記憶也將逐漸模糊，即便欲為審判，也可能造成訴訟障礙，而難以審判。所以基於法安定性的考量，自必須使國家的追訴權喪失。惟追訴權時效的規定，卻也可能使犯罪者心存僥倖，而得以藉由此時效，逃脫法網。因此，在某些國家，如美國《聯邦法典》第3281條，即規定涉及死刑的案件，無時效的問題。而美國各州與哥倫比亞特區的《刑法典》，亦皆明文排除殺人罪追訴權時效的適用。而因連續性侵害者的四處遊走犯罪，而難以追緝的特性，亦有不少州將性犯罪亦列入不適用時效規定的範疇。而此趨勢，不只出現於英美法系的國家，大陸法系，如日本，亦在2010年4月《刑法》修正時，針對殺人等重罪，亦將追訴權時效的適用加以廢除。凡此規定，皆突顯出，時效規定絕不能成為犯罪者的保護傘，此於結構性的犯罪，更應是如此。對於殘害人權犯罪，多來自掌權者所為，且這種藉由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所造成的人權侵害，屬於一種典型的結構性犯罪，只要上位者為公權力發動的指令，國家機器即會自動運作，而無須有任何行為分擔的犯意聯絡，所以此種犯罪必然有多數人參與，且具有一體性與組織性。基於此種結構性犯罪的特性，只要這些人仍在其位，必藉由此種集體性，來為不法的掩飾，並為相互掩護，而造成訴追障礙，只能因時間的流逝，這些犯罪者不在其位時，才得以對其追訴。惟若在位甚久，不僅相關的證據已經消失，且也可能出現追訴權時效已過的困境，江國慶案正是凸顯此困境的最佳例證。為了解決結構性犯罪的訴追困境，國際社會逐漸形成對殘害人權的犯罪，不能將參與者的責任切割，亦不適用追訴權時效的共識。而在1968年，聯合國即有針對害人權犯罪不適用追訴權時效的條約出現。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在1974年，亦通過相類似的公約，並要求歐洲各國能將之轉成國內法。又針對結構性的殘害人權犯罪，往往受限於既有的法律框架而無法訴追的困境，在1998年的《羅馬規約》第29條，即明文殘害人權的犯罪，並不適用追訴權時效的規定，以來防止犯罪者得以受到法律的屏障，而逃脫制裁。困境並非難以突破不管就法制面或者現實面，針對濫權追訴，這類屬於政府性質的犯罪，行為人要非位居高位、即是握有極大的權力，只要人在其位，就可能藉由其權勢與地位，與阻擾偵查的開啟與證據的調查，致形成嚴重的訴追障礙。所以，本於《羅馬規約》的精神，就應考量此種犯罪的特性，而為不同類型的時效期間設計與起算，而不應如現行司法實務，單純從法條文義為計算，而輕易認定追訴權起算時點。則如此的追訴權時效制度，就易成為不法者的護身符，其即可躲在政府結構之後，而受到國家機器的保護。雖然我國並非《羅馬規約》的簽署國，但基於人權的普世化價值，且既然我國已經簽署了聯合國的兩人權公約，則相關的國際人權法，自亦有加以遵循，並將之具體實踐的必要。也因此，江國慶冤罪的究責，肯定就是檢驗我國落實國際人權法的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