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喉殺童案與死刑量刑辯論

高榮志

日前發生割喉殺童案，報載前日兇嫌落網後傳出「現在台灣殺一、二個人也不會被判死刑」的說法，輿論譁然、震驚社會。恰巧的是，近日最高法院再度開啟言詞辯論審理庭，主題正巧是死刑的量刑辯論。
兩相比較，兇嫌奪走一條無辜且寶貴的孩童生命，理由竟如此荒謬，過程竟如此輕率。孩童年幼無辜，與兇嫌素昧平生且無冤無仇，我們不知兇嫌如何能痛下殺手？相對的，面對犯下類似駭人聽聞惡行的人，最高法院卻要量刑精緻化，透過重重的程序來自我限制法官在量刑時的裁量權，過程又是如此地慎重，令人感受到極度的落差。

重大法律爭議都應開庭
最高法官向來高深莫測，而12月3日的開庭，也不過是15年來的第二次。不管最高法院是基於精進其制度功能的決心，或肇因於基層法官要求改革的呼聲，亦是立法院認其怠於開庭並凍結部分預算的壓力，最高法院在今年已經開庭2次，終於有所突破，應予以肯定。
固然，正如同最高法院所強調，基於對生命權的尊重，有可能科處極刑的案件，此後均會開啟言詞辯論，只是，卻不該僅限於此。死刑案件每年不過佔據最高法院不到0.1%的案件量，其它具有重大法律爭議的案件，亦應比照辦理。而言詞辦論對於最高法院，只有幫助、沒有傷害，在聆聽各方意見、甚至邀請專家鑑定人到庭陳述法律建議後，對於我國法律的精緻化與充實化大有貢獻，此正是最高法院應該多開言詞辯論庭的主要原因。

量刑標準應客觀明確
而開庭的個案之所以具有重大法律爭議，除了牽涉死刑的科處，應秉持「求其生而不可得」的原則外，更根本的問題是：量刑本身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否則，國家就不太需要法官，只要工程師設計出一套周延的程式，交給電腦來算一算當時的「行情表」即可。
量刑時所需考量之因素甚多，《刑法》第57條只列出了10款輕重不一的抽象事由，同樣基於對生命權的尊重，殺了幾個人，當然會是一個重要的量刑因素，但絕對不可能是唯一的因素。事實上，目前已定讞的死刑犯，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殺了一個人，但仍因其它因素被科處死刑。犯人自己主觀的想法並不能左右法官的衡量，這也是最高法院要儘可能明確化量刑因素的用意。一方面，要提出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量刑標準，另一方面，也正是要降低法官在實務審判的無程序、無調查、無辯論。判決書的量刑論述，幾乎已成為一種恣意的抒情文，稱不上是一種客觀的法律判決。
比照兇嫌奪走人命時，常是如此地「莫名、草率、又輕忽」，相較之下，法院予其層層量刑的保障程序，難免令人有輕重難平之感。最高法院說這次不談死刑存廢的爭議，卻不能不考量到正當法律程序。除非回到只重實質、不要程序的前現代司法，否則刑期越重，量處之程序自會越加精細，如此，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再來談論要不要判死刑，而不是莫名草率又輕忽，如此才能真正讓生者與死者皆無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