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檢的樣貌（二）—檢察官濫行起訴或上訴之個案檢舉
「追緝惡檢」專案小組
壹、前言
延續第一次於2011年11月29日「追緝惡檢」之記者會，司改會於12月6日舉行第二次記者會，再公布三個疑似檢察官濫行起訴或上訴的個案。本文就此第二波之三個個案，以故事方式介紹案情後，再進行若干討論與後記。
貳、個案簡述
個案一、報告法官：如附件所載？
案由 《偽造文書》
案號 最高法院99台上9700
判決結果 上訴不合法駁回！
案情摘要 高檢署檢察官上訴最高法院，沒有寫上訴書？
陳媽媽不幸在三月間中風了，此後行動不便，沒想到五月又跌倒骨折，此後病情不甚樂觀。大姐擔心在外欠有賭債的弟弟會敗光家產，於是在11月去地政事務所把陳媽媽名下的五筆土地「預告登記」，要「卡住」這些土地，讓弟弟無法輕易處分掉，陳媽媽於隔年不幸過世，兄弟姐妹三人，也都一起繼承了這五筆土地。
弟弟後來知情後甚為不悅，於是就主張媽媽中風後意識不清，姐姐們是偽造文書去辦登記，陳媽媽中風後是否「意識清楚」，就成為本案的關鍵點。而由於其中一位姐姐有自白，坦承陳媽媽當時意識確實已經不清楚，是大姐擔心弟弟敗光家產，才出此下策，所以說，雖然一審、二審都判姐姐們無罪，弟弟提告並非完全沒有理由。
本案的荒謬之處是：弟弟請求檢察官再上訴最高法院，檢察官也同意了，但由於最高法院是法律審，「上訴書」一定要「具體指出原判決有何違法之處」，否則，提起上訴的程序就是違法，最高法院依法根本不必審理案件的實質內容！本案中，檢察官若無表示任何「法律適用問題」至少就應算是重大過失，更遑論內容懶的多寫，僅是「引用」或「檢附」告訴人的書狀就交差了事？這種上訴方式，最高法院根本連卷宗都不用打開，就直接駁回、定讞了，告訴人莫名受到檢察官侵害的權益，又該向誰哭訴呢？
個案二、撿到菜籃都是菜？夾到碗裡都可吃？
案由 《侵占》
起訴案號 台北地檢署，98偵緝字1465號
案號 台北地院98易2571
判決結果 無罪
案情摘要 手機的發話地點在澎湖，檢察官卻起訴在台北的計程車司機？
計程車司機阿丁，某天晚上「9點左右」載三位客人到台北市萬芳醫院，其中一位乘客X，下車後發現手機不見了，想說應該是掉在計程車上，就跟同行的朋友借了電話，打給「自己的手機」。很幸運的，有一位男生接了電話，X便跟他說：「我的手機應該是掉了，能不能請你還給我？」那個男生馬上說：「我是在計程車上撿到你手機的乘客，等一下請計程車司機送還給你。」並且把電話交給另一個人，那個人說：「我是計程車司機，現在要載客人去別的地方，等一下會把手機拿到萬芳醫院去還你。」X心想，幸好遇到好心人，手機才能失而復得，並滿心期待地在萬芳醫院等待。
沒想到，X左等右盼，最後竟然是被晃點了，氣憤之餘就向警方報案，警方根據萬芳醫院的監視器，以車號找人，最後找到了阿丁，阿丁到案後卻完全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也否認有侵占X的手機，更表示沒有說過類似「要拿手機到萬芳醫院歸還」的話。但由於被害人「指證歷歷」，阿丁百口莫辯，檢察官將之起訴，宛如一場羅生門。
令人不解的是，檢察官老早就調了從「遺失手機」打出去的雙向通聯，紀錄顯示，當天「遺失手機」所打出來的電話，有一通顯示是晚上「7時30分」，而位置是在「澎湖」。也就是手機在晚上7時30分即被盜用，且是在遙遠的澎湖，再怎麼說也不可能是晚上9點才在台北掉手機吧？這表示被害人可能記憶錯誤，手機應是更早以前就遺失，而不是晚上9點。
無論如何，不管是誰侵占了X的手機，絕對不可能是阿丁，但檢察官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還是把阿丁起訴了。還好，法官根據手機在澎湖的明確證據，判阿丁無罪。如果您是阿丁，就這樣莫名被檢察官起訴會服氣嗎？這樣的起訴品質，不令人擔心嗎？
個案三、起訴書＝說故事比賽冠軍？
案由 《毒品》
起訴案號 台南地檢署，96偵字17510號；台南地檢上訴；台南高分檢再上訴
案號 台南地院，96訴1805 起訴無罪
案號 台南高分院，97上訴433 上訴無罪
案號 最高法院99台上3559 再上訴再無罪
案情摘要 僅憑兩個證人，即起訴最低死刑或無期徒刑的販毒罪？
小明和賈寶玉吸食海洛因，分別於某年4月27日與4月30日被抓。警方希望他們能改過自新並供出上游，告知他們只要供出販賣毒品給他們的人，警方查獲上手後，必定會向檢察官求情，依法對他們減輕刑責。
經苦口婆心、柔情相勸，小明和賈寶玉果真爭先恐後，「指證歷歷」。小明說4月25日他曾向尹大頭買海洛英，總共打了3次的電話，檢察官一查，「果然」當晚9時48分、56分、10時5分，小明和尹大頭有三次的通聯紀錄。小明也作證：「買了大概50次、每次300元到500元」、「在7-11前面或菜市場前交貨」；至於賈寶玉雖然說不清楚何時打電話給尹大頭，不過也一直表示：「反正就是有打電話、有跟他買毒品就是了」、「大概買了海洛因50次、每次500元到2000元」、「在某某外科、某某寺廟前」。
檢察官「為求慎重」，在同年11月6日指揮警方搜索尹大頭的住處。然而，卻毫無所獲！沒有販毒之人家中「常見」的電子秤、夾鍊袋、分裝吸管，更沒有大量毒品、現金，「什麼都沒有」！但檢察官還是硬著頭皮起訴尹大頭販賣一級毒品海洛因，該罪名若確定，則「最低本刑死刑或無期徒刑」。法院一路判無罪，而檢察官又是一路上訴！究竟是誰在誰的玩笑？誰在浪費司法資源？
試問，若您是尹大頭，什麼證據都沒有，只有兩個「吸毒證人」亂七八糟又無法與事實吻合的證詞，就被檢察官起訴「不是死刑就是無期徒刑」的販賣一級毒品罪，這樣的起訴水準，真的不令人擔心嗎？難道，檢察官真是「刑事冤大頭製造機」？若檢方不能篩選警方移送案件的品質，台灣還需要檢察官制度嗎？
參、後記
本文之三個個案公布後，法務部亦迅速作出回應，並展開初步調查。一如前例，法務部展現充份誠意，表示個案若經查後確有疏失，相關懲處絕不護短；但不免令人感到失望的是，法務部仍僅就個案部分回應，迴避了更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該如何建立通案性的事後檢討與究責機制。坦白說，追究個案、追究個別的檢察官，並不是我們召開記者會的主要目的，如何能因此促成一般性的精緻化辦案機制，相信才是人民所殷殷期盼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