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我們對於改革最高法院的共同聲明及十點訴求

林孟皇、錢建榮

民國2010年7月起，作為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司法，竟然接連發生部分法官貪瀆、最高法院法官關說及性侵害爭議判決。在民意沸騰與輿論壓力引爆後，司法院正、副院長及高院院長均請辭負責。當國人滿心期待司法部門銳意改革，而且討論超過20年的《法官法》終於完成立法之際，卻仍持續發生多起社會矚目案件判決歧異（註一）、收賄法官被判決無罪定讞（註二）及關說法官申請回任最高法院法官職務等事件（註三）。這告訴我們什麼？這昭告我們：司法改革仍未完成，國人仍應持續共同關注與努力。
多年來，當國人、民間團體持續關心司法院大法官候選人的選任程序時，卻忽略同樣值得關注的最高法院法官與院長的選任事宜。因為司法院大法官為保障人權，雖然可以宣告法律違憲，但絕大多數的法律並無違憲爭議，只有如何解釋適用的問題，而主要負責這項職責的， 是民、刑事訴訟的終審機關─ ─ 最高法院。也就是說，法律的內涵究竟為何，主要是以最高法院的詮釋算數。
前述法官貪瀆事件的發生，其原因之一即是最高法院的一再撤銷發回，創造法官收賄的機會；背離國民法律感情的性侵害爭議判決，則是最高法院以違憲的判例文化拘束下級審法官所造成；至於最高法院對於關說法官的護航，更是造成法官群體鄉愿文化的主要元凶。這些問題的改革，卻都是司法院力有未逮的，因為最高法院一向自外於司法院，自認不受司法院院長的領導。只要司法院提名非該院所認可的人選，該院寧可不要，反正最高法院是採限量分案，積案未結是司法院要負責的，司法院自會妥協讓步。
有鑑於此，我們認為通過《法官法》仍不足以型塑新的司法文化，惟有根本改革司法人事、訴訟問題的源頭，也就是從改革最高法院做起，才能深化、鞏固司法改革的基礎。我們希望：總統府能暫停新任最高法院院長的派任程序，授權司法院組成有法官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參與的審薦小組，由各界推薦適任的人選，審查候選人的學識、能力及改革理念後，再作為總統派任的參考。至於往後的最高法院院長與法官的派任，則應修改《法官法》、《司法人員人事條例》，以更嚴謹的程序選任，並使其具備一定程度的民主正當性。

我們對於改革最高法院的十點訴求
一、 基本訴求─
最高法院法官員額應減少， 以利法律審發揮統一法律見解的功能

最高法院現行的問題─
現行圓桶型的訴訟制度，最高法院人數過多，各庭各唱各的調的結果，不僅下級審法官無所適從，人民也深受其害（註四）

改革理由與具體對策─
司法權作為社會紛爭的最後仲裁者，應提供穩定、可預測性的標準，以確保法的安定性與公平性；而過多的終審法院法官，只會造成「各吹各的調」，增加統一法律見解的成本。因此，配合金字塔型訴訟制度的改革，在貫徹嚴格法律審原則下，應逐步減少終審法院法官人數，並應建構聯合大法庭，以發揮統一法律見解的功能

二、 基本訴求─
最高法院應嚴守權力分立， 檢討並修正不合時宜的判例制度與適用文化

最高法院現行的問題─
我國於清末民初法律繼受過程中，由於中華法系文化的影響，加上法制的缺漏與實務上的需求，由大理院扮演「司法兼立法」者的角色，以期統一解釋法令與見解，遂有整合中國式「成文法」與「判例法」的現行判例制度，這有其時代需求與正當性基礎（註五）。其後，雖然國家法秩序已經統一、民主政治已趨成熟、法制已經完備，終審法院卻習焉不察，當所繼受的日本法制早已於1921年改為案例事實與法律見解合一的判例制度時，猶未能體察社會、法制變遷的因素，作出相對應的調整，反而一改民初透過總會以判決統一法律見解的法制，創設出舉世無雙的判例選編、變更會議，並型塑出違憲的判例制度與文化。這種「司法兼立法」者角色的判例制度，不僅是世界獨創、有違權力分立的憲政原則，更阻礙個案正義與社會進步

改革理由與具體對策─
判例制度存在的正當性基礎，在於類似事件應為相同的處理，這也是英、美、德、日等國都存有「向來的判決見解」或「判決先例」等類似理念或法制的主要緣由。最高法院應檢討廢止許多已不合時宜的判例要旨，也應以世界各國所公認、結合案例事實與法律見解的「判決先例」制度，作為審查標準下級審判決的基礎：於認為下級審判決確有違背「類似事件應為相同處理」的理念時，才可基於法安定性、審級節制與訴訟經濟的考量，予以撤銷而自為判決或發回；至於下級審法官已提出法律上確信，主張不應適用某判例，甚至對該判例提出不同意見時，也應檢討原判決先例所持法律見解有無變更的必要，切不可為維護終審法院的權威性，恣意對下級審法官為任何形式的不利益作為

三、 基本訴求─
最高法院應落實程序正義， 分案程序公開並透明

最高法院現行的問題─
最高法院是我國各審級法院唯一採取秘密分案的法院，但分案程序的不公開、不透明，易起干涉審判的疑慮

改革理由與具體對策─
人民有受法定法官審判的權利，已經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予以肯認在案。祕密分案制度是對盡職法官的不信賴，是對不適任法官提供保護傘，更是文明落後國家的象徵（註六）。最高法院分案程序應公開、透明，以利社會輿論的監督制衡，並贏得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四、 基本訴求─
最高法院應堅持罪刑法定與無罪推定原則， 不因一時民意壓力而改變

最高法院現行的問題─
性侵判決爭議而引爆白玫瑰運動，其問題根源在於最高法院不能體察法律的修正，其實是反映刑事立法政策的變動，反而以違憲、已不符立法意旨的判例，繼續拘束下級審法官。結果，當下級審法官依照最高法院意旨作出判決時，反而被譏為「恐龍判決」。而在輿論批判聲浪高漲後，最高法院卻懼於民意壓力，一反先前自己一貫的見解，改以被害人是否已滿7歲，作為是否該當刑法第222條第1項加重違反意願性交罪的判斷標準。如此的作法，明顯將本屬於立法院權責的事項，透過會議的方式，作出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決議

改革理由與具體對策─
基於刑事處罰的嚴厲性與最後手段性，罪刑法定與無罪推定原則是普世價值。而性侵害判決所引爆法律專業與國民法律感情落差的爭議，固然有立法不周延的問題，更根本原因則在於我國法官固守法條形式主義、概念法學的操作，忽略法律背後活生生的倫理、習俗、政治、經濟等社會文化脈絡，尤其是最高法院未能發揮法律續造的功能，反映刑事立法政策的變動，作出與社會價值契合的判決。因此，根本解決之道，在於揚棄案例事實與法律見解割裂的判例文化，鼓勵下級審法官結合理論與實務，勇於作出契合法理及國民法律感情的判決，而非因一時民意壓力而低頭

五、 基本訴求─
最高法院判決原則上應舉行言詞辯論， 並採行強制辯護

最高法院現行的問題─
《民事訴訟法》第474條規定最高法院判決原則上應舉行言詞辯論，例外時始不適用，而《刑事訴訟法》也有召開言詞辯論的規定，但現在最高法院卻反其道而行，鮮少召開言詞辯論，明顯於法不合

改革理由與具體對策─
第三審是法律審，就法律問題辯論，較能發揮法律審的功能，並可提昇當事人對裁判的信賴，故最高法院就民事訴訟原則上應行言詞辯論；而刑事被告受律師協助的權利，乃普世價值，最高法院自應採行強制辯護制度；至於死刑宣告是剝奪人民生命權的極刑，更應舉行言詞辯論，以示慎重，並彰顯司法對生命的尊重

六、 基本訴求─
最高法院應堅守法律審與事實審的界線， 展現法律審的高度與格局

最高法院現行的問題─
法律審的核心功能，在於終局性地統一闡釋法律意義，但目前最高法院將案件撤銷發回，要求查證無益或無害瑕疵事實的情況，時有所聞（註七）；未表達法律見解，反而要求下級審研究法律問題者，亦不乏其例。如此混淆法律審與事實審界線，不僅使案件久懸未結，讓紛爭事實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更增加本身及整體司法的案件負荷量，連帶使最高法院原本的核心功能無法充分發揮

改革理由與具體對策─
最高法院的見解，具有強烈引導下級審法官的作用，要求查證無益或無害瑕疵的事實，影響所及，將虛擲整體的審判資源；未明確闡釋法律而發回更審，更有失最高法院應有的高度與格局。是以，最高法院應釐清法律審與事實審的分工，確保其主要功能是在闡釋法律的重要性；如因個案闡釋法律的結果，案件確有發回重審的必要及實益時，應明確表達其法律見解，一次性的指明所有應查證的事實，避免因一再撤銷發回更審，增加最高法院本身案源及整體司法的負荷

七、 基本訴求─最高法院應確保人民的訴訟權益， 取消限量分案的陋習

最高法院現行的問題─
我國現行法律並無限量分案的規定，而除最高法院外，各審級法院也無限量分案的制度，目前最高法院透過內規採取限量分案的方式，造成人民久纏訴訟的困境

改革理由與具體對策─
「遲來的正義，即是正義的拒絕」、「人民有迅速獲得審判的權利」，不僅是普世價值，更是人民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最高法院目前所採行限量分案的制度，即應訂定時程逐步予以廢除

八、 基本訴求─
最高法院應恪遵憲法， 解釋法律時具違憲審查意識

最高法院現行的問題─
我國關於違憲法律的廢棄權是專屬於司法院大法官，各審級法官遇到法律有違憲爭議時，即應聲請大法官解釋。而目前下級審法官也多能恪遵憲法，不僅解釋法律時具備憲法意識，具有違憲爭議時也都能聲請釋憲；反觀最高法院囿於「本位主義」及「機關對抗」的思維，不僅解釋法律時少有憲法意識，更顯少聲請釋憲

改革理由與具體對策─
基於《憲法》的最高性及法秩序的一致性，各級法院法官在解釋適用法律時，本須作「合乎憲法意旨的法律解釋」，法官不僅有審查所適用法律是否合憲的權限，同時也是義務，則各級法院法官也是「憲法的維護者」。最高法院作為法律審，作為民、刑事訴訟最終判斷的機關，負責法律適用的審查，主要功能在於統一法律的解釋與適用，並調和法律安定與社會轉型的需要，其在一定範圍內即具有作微調的法律續造功能，自應具備憲法與違憲審查意識，方能貫徹憲法保障人權的意旨，並善盡其終審機關的職能

九、 基本訴求─
最高法院應用人唯才， 貫徹多元進用與法官無大小的理念

最高法院現行的問題─
目前我國法官的主要來源，是經由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培訓產生，因為集中訓練的結果，人事遷調時即有所謂的倫理、期別文化；而目前實際上的人事作業模式，遷調最高法院必須經由該院庭長會議同意的結果，產生所謂近親繁殖、挾怨報復的問題（註八）

改革理由與具體對策─
最高法院負有因應社會變遷，從事法律續造的功能。為符合價值多元的理念，應依《法官法》第5條規定，從符合資格的律師、學者中選任部分最高法院法官；而為配合法官無大小的理念，最高法院法官選任應不限於具備高院法官資歷者，才可鼓勵法官久任其職，樂在工作；同時，為發揮合議審判的功能，人選不應由該院庭長會議說了算，應由必須接受問責的司法院院長提出倍數人選供司法院人審會審議

十、 基本訴求─
最高法院院長人選應貫徹改革理念， 並就司法行政事宜負起責任

最高法院現行的問題─
過去威權體制、一黨獨大的戒嚴時期，司法是為政治服務的，政治部門可輕易干涉司法。在矯枉過正的情況下，解嚴後，「審判獨立」喊得震天價響，本應就政策、法官人事決定不當負政治責任的司法行政問題，也都遁入審判獨立的大纛下。最高法院在蕭仰歸法官關說案的迴護態度，即是最佳例證

改革理由與具體對策─
「審判獨立」與「民主問責」兩者，本是司法天平的兩端，過度向其中一端傾斜，都不利於民主法治社會。針對一、二審法官裁判的問責方式，是透過審級救濟制度來控制；最高法院法官裁判品質卻無問責機制，其法官選任方式即特別重要。因為不適合法律審工作、不願統一法律見解，只會一再撤銷發回的最高法院，都將造成人民與司法的災難。為了解決類似問題，除了選任最高法院法官應由司法院院長提名並負責外，更應重視最高法院院長的選任事宜，並要求其就前述各項司法行政的改革措施負起責任，以期經由民主監督、制衡的機制，確保各項司法改革措施的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