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不下異議的司法院 —為不同意見書辯護

王金壽、魏宏儒

編按：長久以來，各界對於法官可否公佈不同意見書，有不同的看法。繼2007年高雄地方法院對陳菊案的判決書判附記不同意見書，以及2010年高等法院陳恆寬法官於陳哲男司法黃牛案宣判後，自行對外公佈不同意見之後，今年的雲林地方法院也出現了承審法官對於蘇治芬案的不同意見。為此，我們邀請學界及身處該爭議環境的法官們，從「法官的異議」與「民主可責性」來探討此議題。

引子
2011年5月雲林地方法院蘇治芬案判決的不同意見書，再度引起討論與關注，究竟判決書附註不同意見書有無違法？
司法院一紙行文禁止判決附不同意見書，這根本違反了民主價值與審判獨立。司法院容不下異議？其所張舉的乾淨、透明究竟是在何處；一味地禁止不同意見書，透明何在；不透明，人民如何檢視出不乾淨；司法院這是自欺欺人，還是鼓勵法官一起來說謊。
法官最重要的責任是什麼？是做出判決。法官最重要的信念是什麼？是秉持良知。那麼願意為判決負起責任，秉持自己確信與良知的法官，寫下自己的意見，無論是相同意見或不同意見，公開接受公評，以示負責的行為，本應如此，何足驚詫。況且不同意見書的判決豈此一件，僅因媒體關注、名嘴說法，司法院卻隨之悻悻然起舞，禁止不同意見書。
不同意見書與法官扭曲判決
首先，我們肯定夾附不同意見書的判決，至少表示合議庭有實質評議、兩票對一票，審判長的意見沒有得到不該的比重，票票等值。陪席法官有實質參與評議，不讓受命法官專美於前，不因審判長而沉默寡言。對此，司法院應給予肯定與鼓勵。
然而，在蘇治芬案中審判長同時是受命法官，既主筆判決書又撰寫不同意見書，判決書與不同意見書兩者相左，同出一人之手，豈不怪哉？到底哪一個意見才是法官們的心證、良知與確信？故多數意見理應要主筆判決書，不該要求少數意見撰寫與其意見相左的判決書。否則，法官豈不是在違背他們的本意扭曲判決？
不同意見書與審判獨立
當法官在評議之後，仍認為多數意見的結果有違反個人良知與法之確信，其判決與多數意見不同，卻不能撰寫不同意見書，這明顯是違反了審判獨立的原則，該法官沒有獨立審判的空間，只能對多數意見與司法院的政策拳拳服膺，這樣豈還有審判獨立可言。
法官合議制源自於民主的要求。這是為了使僅憑國家考試，卻不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法官，在司法體制內存有某種程度的民主化，以回應民主潮流。不同意見存在或異議的包容，正是重要的民主精神之一，大法官會議不正是如此嗎？
大法官可以發表不同意見書，何以普通法院的法官就不可。法官的意見有良窳之分，但應無大小之別。大法官或司法院憑什麼歧視法官或普通法院？民主、透明、公開、負責，是司法院所標榜的精神與目標，大法官會議的不同意見書制度也是體現上述所說。因此，法官於判決附註不同意見書，道理也應相同。倒底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亦或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司法院如此壓抑法官的審判獨立，又悖離民主精神。司法獨立，恐怕至此唇亡齒寒，誰能獨活！
不同意見書與司法威信
有論者謂合議就是要有一致結果，又有所謂判決不一致會使人民不信任司法，然而人民對於司法是否信任，乃在於判決品質，無涉於判決是否一致。所謂判決品質繫於審判是否獨立、法官是否秉持良知與法之確信、程序是否正義、司法之責任是否確立等因素。不同意見書的出現，不但無害於上述幾項因素，更可以展現法官的獨立性，此外更重要一點，相信該合議結果是實質合議，合議庭的法官確實是有參與評議，非由一位法官專斷，故才有不同意見書出現。
一位法官實質參與案件評議，秉持良知及其法之確信，本於審判獨立之維繫，寫下自己的判決，也許是跟多數意見不同的異議，但作為一個法官本應如此。2010年夏季，陳恆寬法官事件（審判陳哲男司法黃牛案），記憶猶存。該判決結果並沒有不同意見書，是一致的判決結果。姑且不論後來陳恆寬法官跳出向外界說他是持不同意見，但就此判決結果，它是「一致」，但很明顯人民無法相信，而引起社會一片譁然。
而後陳法官向外界訴說他的不同意判決結論，不過判決書中並無不同意見書。也許是因為審判長太過霸道、專制，不願意給陳法官於判決書中夾附不同意見書，最終導致陳恆寬法官為良知奮戰，揚言不惜辭職以明志。這場夏季司法劇，它是判決一致，但它的判決品質甚是可議，到底是審判長太過權威禁止不同意見書出現呢？還是陳恆寬法官被剝奪了審判獨立，而不惜辭職以明志。
如果這樣的個別案例多了，司法威信還存嗎？如果當時陳恆寬法官能夠撰寫不同意見書，也許問題不會如此嚴重，也無須辭職明志。現在，司法院一紙行文禁止不同意見書出現，將致有何種後果？筆者以為，一種是以後法官若有不同意見，也要昧著良知寫判決，只是如此豈還能稱作審判獨立。另一種是，法官為良知而奮鬥，而再次上演2010夏季司法劇——我有不同意見，我不惜辭職以明志。不知司法院是否有預期到這種可能。
評議秘密原則如何解說
如果真要禁止不同意見書，不是一紙公文了事，司法院必須說明理由、理據何在，否則就真的是一道聖旨。最常見的就是拿不同意見書可能有違反評議秘密原則，來作為立論依據，但那真的是「莫須有」（恐怕有）。
筆者認為，莫再拿評議秘密原則來壓抑審判獨立。首先，評議秘密原則並非絕對。如果評議秘密原則是絕對，那連判決書都不應該出現，因為判決書很明顯也是評議的內容同時也是結論。如僅從文義解釋評議秘密原則（《法院組織法》第103條以及第106條），判決書內亦含有評議之內容、法官之意見，豈不是也不應該公開？如果以後判決只有主文，告訴你被判幾年，不附理由，生活於現在民主法治時代的我們是難以接受的。所以，要求絕對遵守評議秘密原則似乎不合理據。因此，《法院組織法》第83條的規定，讓判決書可以例外或衝破評議秘密原則的限制。
其次，評議秘密原則意在保護法官及其審判獨立性。讓其在評議進行過程中不受外界干擾，本於良知、心證、獨立審判。反因評議秘密原則壓抑、懲處法官的意見，豈不是要求法官違反自己心證、良知寫判決，卻又要求法官，應追求公正審判，這是多麼諷刺的事！換個角度想，法官的責任是作出公正判決，而不是「一致」判決，如果判決是與多數意見不同的不同意見書，也是一種判決，雖然並無多數意見撰寫的判決書之效力。既然判決書應該公開，不同意見書夾附其後一併公開，也屬當然。
最後，我們用過去式與進行式來理解評議秘密原則，將會有不同的視野。當評議進行中（進行式），也就是當合議庭法官坐在一起討論案件時，當然要嚴守秘密原則。但是，在評議已然結束，法官已有結論，其責任就是秉持良知寫下「自己」的判決，即使為不同意見。既然已經書寫完成，也願意公開，其實就沒有理由再用評議秘密原則束縛。這就是過去式評議秘密原則的放棄，這也說明判決書，為何可以跨越評議秘密原則而公開。
透明化、公開化的法律演進：司法院卻反其道而行
我們可以透過法院組織法的沿革，了解到判決書透明化與公開化的演進。例如1989年的修訂，判決書，由原本的不准公開到公開，法官也必須署名以示負責。2001年的修訂，評議簿內容由原本判決確定後，由3年內應嚴守秘密，轉變為定讞後，與案件之關係人皆可聲請閱覽評議意見。
這都是為防止法官枉法，因應人民監督司法之需求與權利，朝向透明化與公開化的演變，增加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建立與培養人民的公民素養與法律觀念，司法逐漸民主化的過程。那麼，法官提出不同意見書正符合此透明化與公開化的演進潮流，為何司法院要孤逆而行？實際上，附有不同意見書的判決，不只有二例（蘇治芬案與陳菊高雄市長選舉案），筆者所知還有台南地方法院、桃園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皆有之。此二例會如此熱門，皆因藍綠，皆因政治力。司法院在吳福森法官之前，有不同意見書的案例之法官，並未給予懲處，這是值得我們讚賞的，不囿於政治力，也是司法獨立的展現。但此次司法院竟罔顧司法獨立，欲作司法皇帝，一道聖旨，不得有「異」。如果司法院只因不同意見書的出現，決定要懲處雲林地院法官的話，我們建議司法院也應該懲處高本院、高雄地院、台南地院、和桃園地院出現不同意見書審判庭的相關法官。也請追究這些法院的院長們是否有行政疏失；為何出現不同意見書都這麼長一段時間，都沒見司法行政的監督和調查？也請司法院告訴我們，為何前兩任司法院長翁岳生和賴英照沒有懲處這些法官，是這兩位前院長堅持司法獨立還是他們失職沒有做好監督？
司法院早該全面檢討評議制度的相問題（包括了評議不實、多數派法官不寫判決書、少數派法官不寫不同意見書、票票不等值等），而不是一紙公文要求法官禁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