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不宣判

楊錦雲

審理屏東縣長伍澤元所涉及四汴頭抽水站，工程弊案之台灣高等法院於日前未能按期宣判，而以「尚有證據需要調查」為再開辯論裁定之理由，引起一片嘩然。此雖僅為法律程序之「裁定」，而非屬實體結果之「判決」，然郤為本案再添漣漪，與一審判決結果及伍澤元保外就醫之裁定，同樣充滿戲劇張力。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一條規定：「辯論終結後，遇有必要情形，法院得命再開辯論。」然觀諸歷年之判例及其他實務見解，就本條著墨者，可謂少之又少，法條本身又以「必要情形」此一籠統用語出之，致衍生如同「自由心證」一般之模糊、灰色地帶。通常法官固多以「尚有證據待查」為「必要情形」，本案亦不例外，惟因判決書中有關再開辯論之理由向以制式化之例稿行之，是否確為「必要情形」，實不易檢測。是以法官究出於何種動機而為再開辯論之裁定，有時的確引人「遐思」。

本案於高院歷經七、八個月之調查程序，原審法院亦已為相當之調查，誠難令人不納悶是否確有待查之證據未查，抑僅為法官之遁詞？若確尚有證據未調查，疑點未澄清，法官何以遽訂

言詞辯論期日，而宣示辯論終結，並擇期宣判？筆者身為執業律師，有時亦不免對再開辯論之裁定感到錯愕，若判決結果與通常之預期相左，出現大逆轉之情形，更難叫人不多所揣測。不論法官係因調任、不及制作判決書或承受關說之壓力，抑或其他原因而再開辯論，這些原因或為法官本身之「必要情形」，惟絕非案件本身之「必要情形」。若將上述諸種非案件本身之必要情形篩選、過濾，本條適用之機會應大大減少。此從法律程序安定面加以考量，實屬必要。蓋法官既職司審判，即應就案卷有相當程度之瞭解，定宣判期日務期慎重，既認調查程序業已充足，實不宜一再「出爾反爾」，令人民有不知何日判決之嘆，畢竟遲來的正義並非正義。

另外，判決亦有宣示、教化之作用，法官若公平審理案件，即可心安理得面對判決結果所引發之各種不同反應，且既是公正判決，理應經得起輿論的考驗，何懼之有？本案承審法官一再宣稱辦案之程序完全公開，所有意見均會在判決書中交待，再開辯論之裁定絕無任何政治考量，我們期盼法官能就此於判決理由中善盡舉證責任而非雲淡風輕，一語帶過，否則如何能苛求關心本案之人民，不作其他之聯想？
（原載86.10.30自由時報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