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一個遭解僱勞工的法院經驗

李慧穎

聽說了這個遭到解僱，在法院跟公司纏訟了八年未了的勞工，我心想，這大概是個複雜的案子，要不就是法律上有不同見解的爭議，才會拖了這麼久。抱著可能得像上班時蹙眉研究案子的心情，見到了故事中的主角，談話輕鬆得可以一邊喝茶吃餅乾，卻不知是該喜還是該憂，因為，我聽到的是一個案情單純，卻結結實實上了四次最高法院都遭發回更審的故事……。
白先生原先擔任產品設計的工作，在這家公司一待就是十六年，和許多上班族一樣，對公司管理階層的一些作法時常不以為然，同事之間對此也會互相討論。平日即屬熱心的白先生後來就當上了工會的理事長。
這年，白先生代表工會向公司爭取年終獎金時，即有謠言傳出公司要對付他。果然，事隔不到一年，某一日，公司來了一紙通知，只有聊聊數語，冷冷告知白先生其已遭資遣，沒有附上任何理由。白先生不服，執意如常來公司上班，但遭到警衛經管理階層授意予以阻擋。這是他做了十六年的工作，他自認自己工作認真，也自信表現良好，公司沒有道理隨便開除他。
後來，較活躍於工會活動的幾名同事，也陸續遭到解僱。大家都知道這是公司為打壓工會所使出的撒手金間，雖然心中難免交織著害怕與氣憤的情緒，但經過大家彼此打氣商量後，認為公司
的舉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他們不願就這樣屈服算了。他們先找到了一個嫻熟勞動法，又對勞工權益極為熱心的律師，然後，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一共六名遭解僱的員工都向法院起訴了。
律師分析了每個人的案情，特別告訴白先生，他的案子是當中最單純明確的，也比較樂觀。但如今，其他五個人都如願回到了工作崗位，他這個最單純的案子卻還在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間上下來回，不知何時能夠討回公道。案情由單純變為複雜，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白先生只是搖頭：「就為了公司一個主管的一句話，我被害了八年。」
原來，不附任何理由的那紙通知書，在上了法院後，公司才補充宣稱是因為白先生工作表現不佳，且常未依規定請公假而參加工會活動，已無法勝任工作，所以將白先生開除。根據公司提出的前一年度考核表，白先生的考評成績合計為57分，的確不佳。在白先生認為其中必有蹊蹺之時，正巧一個公司同事在辦公室垃圾桶檢到一張日曆紙，日期是白先生遭資遣後一個月，日曆背面記載勞委會要來調查為何資遣，公司應採取什麼說詞，上面並有「57」的字樣。
經過法官審理，並找來公司相關人員作證，發現那張日曆紙是公司無故資遣白先生後，為了應付勞委會調查，趕緊召集主管開會，商量統一口徑的說詞，並決定將白先生的工作考績改為57分，而因其中一名主管重聽，才寫成害面而不少心留下了證據。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的法官後來在判決中都明白表示，經法官以肉眼比對，就可明顯發現各項考績分數都有塗改痕跡，法官並辨認出原始分數合計應為88分。公司以白先生工作表現不佳為由將他開除，不過是事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罷了。
至於公司宣稱白先生常未依規定請公假而參加工會活動，公司的員工刷卡紀錄及出勤異常考核都顯示白先生的出勤狀況正常。法院另外傳訊一名非白先生直屬主管之公司主管，也是與會決定塗改白先生考績的人之一，他作證表示，白先生雖然有刷卡，但卻經常不在工作崗位，而參加工會活動也沒有請假。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的法官都以這名主管受偏於公司，又主導參與塗改考績的會議，與白先被資遣的事件已有利害關係，所以並未採信他的說詞。況且，這名主管在退休後被高等法院再次傳訊作證時，就改口表示對白先生的工作情形並不清楚。
至此，法院的審理既然發現，白先生不佳的工作考量是遭公司以粗糙的手法塗改，而白先生的出勤狀況也十分正常，公司方面的說詞顯然站不住腳。所以，在白先生被解僱後九個月，地方法院判決白先生勝訴。後來公司上訴高等法院遭到駁回，高院判決仍對白先生有利，這時是他被解僱後一年半。公司律師馬上寫了厚厚的上訴理由書上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原則上是書面審理，當事人並不出庭，所以白先生當時對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充滿了期待，他以為，距他爭回公道的日子應該不遠了。
沒想到，最高法院在八個月後，廢棄了原來對白先生有利的判決，將案子發回高等法院重新審理。最高法院的主要理由很簡單；那個主導塗改考績會議的主管，既然作證白先生經常不在工作崗位，高等法院應該再就比相關事實詳加審理調查，不能任意不予採信主管的證詞。
經過高等法院重新審理，仍在一年後作出對白先生有利的判決，但案子上了書面審理的最高法院，又被打了下來。至今，最高法院以類似理由已廢棄四次高等法院的判決，而高等法院四次更審都還是判決白先生勝訴。高等法院第四次更審是在今年八月底判決，公司又寫了更厚的上訴理由書上訴最高法院。距離自先生遭到解僱，已經經過將近八個年頭了，而最高法院會作成什麼判決，仍是個未知書。
原來，白先生所說「就為了公司一個主管的一句話，我被害了八年」，就是這個意思。而這個主導塗改白先生工作考績的主管，在退休後的證詞中，已收口說他其實並不了解白先生的工作狀況。白先生感歎道，不要說是一個參與塗改他工作考績的主導者了，就是依常識判斷，他知道一個仍然受僱於公司的員工，極可能迫於生存壓力作出有利於公司的證詞。他強調，勞工案件和一般案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勞工和資方先生上就立於並不平等的地位，法院應該考量勞工案件的這個特質，並且在審理上予以適當的調整。比方說，找公司員工來作證，當然得特別考慮證詞的可信度。
其實，白先生本來就熱心爭取勞工權益，加上自己案子的經驗，在被解僱數年來參與工會的活動中，也接觸到許多走上法院的勞工，他自己後來也另有代表工會和公司上法院的經驗。白先生抱怨，除了法院常未考慮勞資地位不平等的事實外，「時間」，其實是許多勞工案件的致命傷，他的案件就是一個例子。對許多勞工而言，工作是他們生活的重心，如果要求必須隨時配合法院庭期開庭，他們常常就不願耗上三年五載打一場未必能討回公道的官司。所以，以所有應該走進法院解決的勞工爭議而言，現在法院審理中的勞工案件，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另外以他自己及其他勞工的經驗，白先生表示，認真的法官審理案件固然相當辛勞，但也有很多法官開庭前根本不看卷，開庭時無法進入狀況，隨便問問，就定下庭期，「每次開庭我們都很緊張，準備很久，可是法官常常都沒問什麼」。雖然法院有設勞工法庭，「可是法官對動法規好像還是不熟」，白先生並舉了一些他案子裏的法律問題說明，「大概是法官輪調太過繁了吧，根本無法累積專業知識」。
白先還認為，法官在判決時，常常流於自我設限。如果要判地位強勢的僱主輸，就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因為僱主有辦法請律師寫出洋洋灑灑的理由書上訴，而最高法院也不敢輕忽，僱主的理由書裡面找一條，動不動就發回更審，這樣一來，時間就容易拖久了。他不平地說道，在判弱勢者輸的時候，法院的理由有這麼詳盡嗎？
問他律師費用是怎麼張羅的，白先生慶幸地說，到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前，是從自己的積蓄支出，另外有兩審的律師費是工會借助，至於後來在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間來來回回，至今已累積六個審級的律師費，到現在都還沒有付，因為律師體諒他案子的進展，表示等官司贏了再說。但不是所有律師都有相同的作法，其他勞工案件呢，恐怕在面臨經濟壓力時就得自求多福了。白先生笑道，窮人，是打不起官司的。確實，目前向法院聲請訴訟救助的要件仍然相當嚴格，而其實在勞工案件中，資方與勞工的資力總是相差懸殊，在訴訟救助的制度上，不能有些平衡雙方地位的彈性作法嗎？
道別了白先生，我自己覺得奇怪：在聽完纏訟八年的故事後，我雖然也搖頭感到不解，但卻不覺得太過沈重。在說「沈重」的時候，是覺得弱勢的一方看似永達翻不了身，是覺得失了盼望。但是，白先生的表現完全是一名樂觀的勇士。資力﹑地位的差距，時間﹑經濟的壓力，都沒有阻礙白先生為自己找回公理的決心。想起最後問他，擔不擔心最高法院會怎麼判，白先生聳聳肩說，擔心多少會，但已習慣了，「這麼明顯的是非黑白，我就不相信法院有辦法判我輸」。
至於我，我不敢斷言誰是絕對的是，誰又是絕對的非，但我衷心盼望故事的結局真的能帶來正義。而無論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將如何，我確信自己所看到的是一個為爭取自己權益，抗戰八年不懈的勇士，這點，是沒有任何判決能夠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