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的悲歌
何克昌
拙撰「真相的代價 犧牲檢察官制度？」乙文登出之後，承蒙各界賢達不吝指教，至為感激！
分析各界賜教類型，可分為三點：一、大學法學教育本來就沒有教導法律系學生查案。二、現行檢察官制度受行政官僚控制，無法令人信服。三、破壞檢察制度的，其實是檢察官自己。
筆者對上述三點批評，完全贊同，並針對上述三點從實務上再加以說明，並請社會各界賢達重視這些問題，畢竟司法偵審的結果，影響的是你我周遭親友，任何人無法置身事外。
一、 大學法學教育與實務 脫勾
這是當前法學教育與現實脫離的結果。我國法學教育向來只重視法學理論及比較法學等教育，對於實務部分，幾乎與社會脫節。舉例來說，對於偷竊的構成要件，老師會一再解析，但在具體個案上，行為人所為是否構成竊盜行為，有無證據？證據力夠不夠？如何找出行竊證據，這些才是實務欲解決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都釐清了，則行為人構成竊盜罪，在法律適用上並無任何礙難之處。
有些人認為從事司法實務，只要懂法律就好，不需要瞭解案件的基礎事實，筆者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任何從事司法工作者，無論是擔任法官、檢察官或律師等等職務，你不可能跟當事人說：如果你的行為符合竊盜、詐欺……的要件的話，那你會犯竊盜、詐欺……罪。因此，既然要從事司法實務工作，你只有坦然面對社會各行各業的挑戰，勇於瞭解案件的真相事實。
目前，社會人士對司法官的清廉，大都不會質疑，但司法的偵查工作，仍無法獲得民眾的信服，主要原因在於部分偵審案件的事實認定，無法切合社會的認知；這部分唯有加強司法官的社會歷練，並請社會各界多多提供司法界專業資訊。
二、 行政官僚控制檢察官 偵查運作
數年前，國民黨一位秘書長曾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這句話在社會各界廣為流傳，雖然這句話道出司法界遭受當時政黨左右的事實，但也印證，民眾無法信服司法機關面對政治人物的案件，確實事出有因。但今天民進黨輪替執政，司法案件的源頭-檢察官偵查的刑案是否就完全擺脫政黨的操控呢？參照民間司改會專訪當今法務部長有關法院組織法修正案之意見時，部長亦擺明：部長指揮檢察總長，檢察總長再基於「檢察一體」指揮檢察長、檢察官，換言之，法務部長間接指揮檢察官。亦驗證了民間擔心檢察官偵辦刑案受行政官僚控制的顧慮，確屬實情。所以今昔相互對照，當今司法行政對檢察體系的控制，不僅未見改善，反而更形露骨。試想在這種體制之下，民眾如何信服檢察官偵查案件的公信力？
基於政黨政治的理論，部長本來就是要執行政黨的政策，這是誰都可以理解的，而執政黨也唯有取得政權，才有機會將政策化為法律，成為行政及司法體系執行的依據；因此，行政及司法體系執行的根據，在於「法律」，而不是各政黨的「政策」。因此，法務部長沒有理由指揮檢察官偵查刑案，其理至明。
明乎此，可以瞭解檢察官行使偵查權的依據，在於「法律」，而不是執政黨的「政策」，檢察官只是單純依法執行國家法律，本身不是執政黨的執政工具；所以法務部長如仍存有指揮檢察官的觀念，這種情形再不加以改善，受害的不僅是檢察體系而已，社會上亦無法從司法體系獲得公平正義。
三、檢察官淪落官僚體系，缺乏自我覺醒
檢察官的社會功能，就是「偵查-搜證」，檢察官不會偵查，就好像醫生不會看病，廚師不會煮菜，那就不叫檢察官了。
每位從事司法實務者，當考上司法官那時，大概都有雄心壯志，要在司法界為民眾伸張正義，但踏入基層的檢察體系之後，在畸型的行政管考以及異常的工作量下，任何雄心壯志遲早都會被消磨殆盡。試想一個月要偵查四、五十件刑案，甚至上百件的刑案，這種超乎常人負荷的案件量，竟然都無人覺得檢察體系已經病了，而行政官僚還沾沾自喜以「督導」檢察官「結清案件」而向社會民眾邀功，然而無知的民眾，卻盲然不知自己的權益，已在案件消除案號之後，宣告偵查終結之中消失了。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檢察體系，越資深檢察官越不用辦案。按司法官應是越資深越有經歷，更可以為社會服務，但在畸型的人事制度之下，在一審，只要當上主任檢察官，就可以減輕辦案負荷，至於檢察長，則幾乎完全不用辦案（少數例外），而二審檢察官，除了內亂、外患、妨害國交等罪外（一年難得碰到幾件），也幾乎不用偵辦刑案，至於第三審檢察官，可說完全與偵查脫離。因此，龐大的刑事偵查案件，幾乎都壓在一審的檢察官身上，自然而然，大家以跳離一審檢察官為目標。行政官僚就利用這種大家都想跳離一審檢察官的念頭，為所欲為的操控檢察官。而一位檢察官服務多久可以擔任主任檢察官呢？順利的話，服務十年；因此，如果二十四歲考上司法官，則約三十四歲就可以減免偵辦刑案。此種情形，自然造成檢察體系反淘汰。所以，民眾經常抱怨檢察官結案草率或結案速度過慢，其實基層檢察官也苦不堪言，至於那些呼喝檢察官要注意民眾權益盡速結案的司法官員，幾乎都是目前不用偵辦刑案的資深司法官員。試想基層檢察官都自身難保了，又何能兼顧案件當事人權益？如此因循苟且，檢察官的社會公信力自然日漸腐蝕。
從以上的說明可知，我國檢察體系，在檢察官先天本來就缺乏實務歷練，加上官僚體系操控檢察官偵查案件的作業，以及檢察官無法從偵查案件中建立成就感，甚而心態上自我淪落官僚體系，缺乏自我覺醒的情況下，我國的檢察制度，自然日漸為社會所唾棄。而今年總統大選，因緣際會，發生三一九槍擊案，本來類似這種全國矚目的重大刑事案件，如果由最高檢的資深檢察官出來偵查，再運用檢察一體的原則，指揮各地區檢察官協同偵辦，至少在偵查作業上較為周延，可是在我國現制，最高檢的檢察官可說是不辦刑案，完全交由一審檢察官承辦，以基層檢察官數年的偵查經歷，國人自然不放心，但是造成今天的結局，又熟令致之？反躬自省，檢察體系確應負擔一部分責任。
今天國親二黨及民進黨，都提出法案，要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國親立委認為不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依現行檢察體制，無法獲得公信力，雖屬實情，但始作俑者又係何人？而民進黨亦恐不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擔心社會誤解阻礙真相發覺，其實刑事偵查是很專業的領域，如果單單成立一個真相委員會，就可以查明真相，那全國槍枝泛濫，竊案頻傳，又如何形成？
筆者服務偵查機關已逾十年，對立法院欲成立此一法案，感覺我國的檢察制度，在先天不良，後天失調情況下，今天就在二大黨派好像「雅爾達密約」協商般的葬送掉了！（作者為屏東地檢署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