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兩公約背道而馳的司法現況—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司法人權篇

高榮志

在2013年2月底一連3天，國際獨立專家審查台灣政府實施國際人權公約狀況之初步報告，於同年3月1日提出「結論性觀察與建議（Concluding Observ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對我國的人權現況，共提出81點的觀察與建議。其中，不少是涉及司法人權的部分，於此特別要談談四個部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的「禁止酷刑」、第9條的「提審制度」、「審前羈押制度」、與第14條「公平審判原則」裡的「無罪推定原則」。正因為，我國現行的司法主流思想，都和這些建議背道而馳。國際獨立專家分別在第58點、第59點、第61點、第63點、與第66點談到這四個議題，分別敘述如下。
一、禁止酷刑
第58點特別強調，確保實施酷刑的加害人受罰，是根絕酷刑與其它虐待最有效的方法。也因此，國際獨立專家特別要求，台灣政府應該在《刑法》中加入「酷刑罪」，並且在發現有虐待他人的嫌疑時，就應啟動刑事調查、徹底執行。而第59點同時也提到，由於禁止酷刑是絕對的、沒有任何例外，這也就表示，如果把一個人引渡、驅逐、或遣反至任何會實施酷刑的國家或地區，也會違反了這個禁止酷刑的規定，而這個原則，就是「不強迫遣返原則」，國際獨立專家要求，我國政府也應該在「移民法」中，作出如此的相關規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0號「一般性意見」第3點特別強調「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以執行上級…命令…為違反第7條的行為開脫或試圖減輕罪責」。實則，最容易違反禁止酷刑規定的，常常是實施刑求的公務員，並且，國家也常常會對這些公務員「輕輕放過」，縱算確認有刑求，也常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例如：蘇建和案中刑求的員警，檢察官就直接不起訴，連訴追犯罪都沒有；而刑求邱和順的員警，雖然被法院判刑，但刑求而來的自白，法院仍然照樣採用；即便是確定被冤枉的江國慶案，檢察官都已經兩度不起訴陳肇敏等軍官，由此可知，我國對於酷刑的禁絕與事後之究責，是如何地輕忽。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0號「一般性意見」第11點指出，如果要確保不發生酷刑，有不少配套措施，例如：不能關押在秘密處所，而須經由官方確認的地點；被關押者的姓名和地點，應登記在方便查詢的登記冊中，親人和相關人等均可查閱；進出或任何與被關押者有所接觸的人，均應記載其姓名等等。第12點也提醒，只要讓酷刑下的自白不具有證據能力，也可減緩酷刑的發生。這些都是防止酷刑的好方法，兩公約裡早已談得很多，端看政府是否有落實的決心。
二、提審制度
第61點談到「提審制度」，並認為舉凡被逮捕或拘留，無論基於什麼緣故而失去人身自由，都有權向法院聲請「提審」，讓法院在24小時內迅速判斷，逮捕或拘留是否合法，事實上，我國《憲法》第8條的規定更進一步，法院對於人民聲請提審，「不得拒絕」。
只是，在實務的運作上，法院「形式上」固然沒有拒絕，但就向來的經驗，台灣的法院似乎從來沒有准許過「任何一件」的提審案，等於「實質上」否認、且拒絕了人民的提審權。法官先是增加了《憲法》所沒有的限制，說文解字地把可以聲請提審的身分「分門別類」，限縮於「刑事被告」、而不及於其他。更過分的，理應是《憲法》捍衛者的大法官們，也「從善如流」，認為因著「不同事由」而失去自由的人，可以適用「不同的程序」，「不一定」要「全部由法院加以審理」。
法官們不想增加自己的麻煩與負擔，消極抵斥提審權，不難想像；大法官們擔心案件太多會衝垮法院，創設程序分流巧門，可以理解；然而，基於這些「務實」的理由，就曲意解釋《憲法》，尤其是扭曲了作為所有人權保障裡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實在無法被接受。最該被扭轉與改變的，是「實務」上的作法與制度，結論性觀察與建議的第61點，正是給我國司法界的當頭棒喝！
三、羈押制度
第63點提到了台灣的「審前羈押」問題。首先它強調了，審前羈押是「例外」，倘若認真看待《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3項「任何等待審判的人都不應該被羈押」，「審前不被羈押」才是「原則」。我國「把原則當例外」的司法沉疴已久且深，甚至於還擴張到「重罪羈押」與「虞犯羈押」。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不說，羈押過久，有罪形象越深，判決無罪所受的輿論質疑可能就會越大，無形中增加了法官判決無罪的壓力。
尤其在現行刑事補償制度之下，基本上只要判決無罪，都可以回過頭來向國家要求補償，司法免不了又受納稅人一陣聲討。而在國庫失血與輿論壓力之下，「審前羈押」所造成的問題，可能比它所能解決的還要多。最後，倘若我國司法真心地把審前羈押當成是「例外」，對於《刑事妥速審判法》裡審判中羈押上限不得超過「8年」的規定，當然也會覺得荒謬且不可思議了！
四、無罪推定原則
第66點談到「無罪推定原則」與媒體報導的問題。首先，饒富趣味的是，相同的問題，我國更常是在「偵查不公開」的脈絡來討論，這展現了思考方向的不同。這並不是說，在「偵查不公開原則」的脈絡裡不能討論「無罪推定原則」，只是，前者是以偵查機關為主體，後者顯然是以被偵查的對象為主角，何者才是首要的關心點與最基本的出發點，已不言而喻。其次，第66點強烈地建議，應採取有效的行政與刑事措施，嚴懲外洩刑事案件資訊給媒體的人員，而我國並不是沒有相關的規定，只是執行監督制度的設計不良，最易洩露秘密的是檢警調，又要求檢警調要去調查、處罰檢警調，除非彼此之間恰好有利害衝突，否則毋寧又是緣木求魚了。
此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3號一般性意見第7點中陳明了，無罪推定原則之落實與檢察官確實之舉證責任，有高度之依存關係，唯有透過制度上監督、制衡、對抗的設計，才能真正地落實檢察官的舉證責任，並確保了無罪推定。而第32號一般性意見第30點，也要求政府機關應有其它之配套措施，例如：「不對審判結果作出預斷」、「不得發表公開聲明指稱被告有罪」、「不得在審判中戴上手銬」、「媒體應避免做出會損及無罪推定原則的報導」等等，如何落實而不侵害新聞自由，在在考驗著政府的智慧與決策。
以上所提的四項議題，不過係兩公約中一小部分，其它之諸多議題，也甚值參考並實踐。兩公約若不想變成「兩空約」，或許，就應該從認真地看待這些針對我國現況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做起，由心態上開始接納與轉變，省卻過多無法實踐兩公約的不必要遁詞，並且逐步地落實在制度的每一個環節。就司法人權而言，或許，就從絕對禁止酷刑、建立完善的提審制度、降低審前羈押之比例、與落實無罪推定原則開始做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