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與法國：法國廢除死刑大事紀

李晏榕

距今29年前的西元1981年10月10日，法國總統密特朗頒佈編號81-908號法律，正式宣布廢除死刑。簡短9條條文，蘊含著哲學界、法界與政治界超過200 年的思辨，並對死刑廢除後相關執行與刑事訴訟法的配套問題加以規範。確實，台灣社會的歷史軌跡和歐洲大陸本即存有極大的差異，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篇「法國廢除死刑大事紀」，希望可以為台灣廢除死刑與否的論爭提供一些新的視角。
早於18世紀法國大革命前的啓蒙時代，義大利哲學家與法學家Cesare Beccaria (1738-1794)即開始思考司法系統内的平等問題。1764年，Beccaria出版了一本影響後世深遠的著作「不法行為與刑罰」(Des delitsetdespeines)，書中他除了表明刑罰權的限制與罪刑相當等論點外，更明確表明他反對死刑的立場。 Beccaria關於死刑的論述奠基於人道與理性的價値，他寫道：「作爲集體意志的表現的法律，一方面厭惡並處罰殺人行爲；一方面自己卻在殺人。而爲了使殺人犯遠離全體公民，法律同時也製造了一個集體殺人犯，這整件事在我看來，是相當荒謬的。」「根據哪種權利，人類得以准許自己殺害自己的同類？這個權利絕對不是統治權與法律賴以建立的權利。」（II me parait absurde que les lois, qui sont l ， expression de la volonte publique, qui detestent et punissent l， homicide, en commettent un elles-mgmes, et que pour eloigner les citoyens de l ， assassinat, elles ordonnent un assassinat public.[...]En vertu de quel droit les hommes peuvent-ils se permettre de tuer leurs semblables ? Ce droit n， est certainement pas celui sur lequel reposent la souverainete et les lois.)
他更進一步指出，一個由法治與和平統領的政權並不需要死刑，而從人類社會好幾世紀以來的經驗，「最後的酷刑從來沒有辦法阻止那些堅決要危害社會白勺人」（le dernier supplice n'a jamais empeche les hommes resolus de nuire a la societe ) 。Beccaria白勺著作在歐洲學術界引起廣大迴響，他對死刑存在的反省與思考，可謂是歐洲廢除死刑思辨的濫觴；而他的人道主張，更成為未來廢奴主義（abolitionnisme)的思想基礎。
密特朗勝選推動廢死
然而，經歷了法國大革命與多次共和政體，死刑持續存在；一直到1939年，法國的死刑仍在公共場所執行。二次大戰後，法國知識份子持續關注並譴責死刑違反人道，其中尤以卡謬（Albert Camus)與庫斯勒(Arthur Koestler)提倡廢除死刑最為不遺餘力。即使政治圏關於修改刑法與刑罰執行的辯論與提案日益增多，然而真正的轉捩點必須等到1979年始正式出現，廢除死刑的可能性因中央政府的支持而漸露曙光。1979年，法國議會(Assemblee Nationale)與參議院（Senat)於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討論到關於刪減死刑執行人（bourreau)的預算，始無意間帶入死刑是否應繼續存在的辯論。當年的司法部長同意組成特別小組研議死刑的相關討論，然而隨後又因故擱置。1980年春天，死刑存廢與否的議題又再度於議會中被提起，然而又因1981年的總統選舉而中斷，直至 1980年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勝選上台後積極推動廢除死刑，始加速完成爭議多年的死刑廢除案。
死刑的提案，是密特朗所屬的社會黨在1981年總統大選時的百大主要優先政見之一。1981年，密特朗、席哈克（Jacques Chirac，前法國總統）與時任内閣總理的莫魯瓦（Pierre Mouroy)均公開發表聲明支持廢除死刑。莫魯瓦於1981年7月8日於國會正式表明，將提交廢除死刑的法案於國會中審議；8月26 日，内閣部長會議正式批准廢除死刑之立法草案，草案中並明確揭示將以無期徒刑（la reclusion criminelle a perpetuite)替代死刑。9中旬，國會召開臨時會審查内閣提交的立法草案，時任司法部長的前律師羅伯．巴當特（Robert Badinter)在其留名青史的國會演說（註1)中提到，法國作為西方最早廢除凌遲酷刑 (torture)與奴隸制度(esclavage)的國家之一，在廢除死刑的討論上卻幾乎是西歐國家中最晚的。一項自負的法國，為什麼在這幾項與人道相關的重大議題上有著如此的差距？巴當特認為，如此的差異是源自於廢除死刑的觀點，自200年以來即與法國左派緊密結合，反觀右派人士對於廢除死刑始終抱持質疑與保守的態度。
然而，從法國建立共和政體後的歷史發展觀之，巴當特於提及歷史上左派人士多次希望立法廢除死刑的努力時引用一個數據：他將社會與經濟發展均相當穩定的1888年至1907年這20年期間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總統持續有系統地執行死刑的階段 (1888-1897)，第二個階段則是特赦經常被厭惡死刑的總統使用、處決人數因而減少的階段（1898-1907)。第一個10年中發生的殺人案件共計有3066件，而第二個10年中發生的殺人案件僅有1068件，幾乎是第一階段的殺人案件數量的一半。然而，因當年媒體對於主張廢除死刑人士的攻撃，與政治氛圍的不友善，左派人士於二十世紀初的努力並沒有開花結果。
死刑制度與重大犯罪的關運性
此後，法國經歷了一戰、二戰與去殖民時代，直至巴當特擔任司法部長的時代，廢除死刑的時機似乎日漸成熟，不少右派政治家如席哈克亦公開支持廢除死刑。然而，巴當特非常清楚使右派政治家對於廢除死刑躊躇不前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社會輿論。對此，他於國會演說中，亦強調國會就如同為身處於黑暗中的國家指引明路的燈塔，而且既然法國人民在總統選舉中，以選票選擇了明確表示當選後將廢除死刑的密特朗，因此投票賛成廢除死刑的法案，即是宣示對民主與普選的肯定與支持。此外，關於輿論，巴當特指出西歐鄰國的經驗告訴法國，民主政體仍然能夠在沒有死刑的情形下繼續存在，然而法國不但選擇忽視鄰國經驗，更忽視各主要國際組織諸如聯合國、歐洲議會與歐洲委員會關於防治犯罪所做的有利於廢除死刑論據的調查研究結果：沒有任何一個研究結果指出，死刑存在與否與重大犯罪率存有關連性，然而法國選擇忽略這些有力的證據，反而任由自己被焦慮與恐懼牽制，因此造成輿論的混亂，與社會與經濟情勢相關連的輕微犯罪與暴力事件確實逐年增加，然而這些犯罪均罪不至死，且法國的重大犯罪率這麼多年來均維持一定的水平，並無顯著的增加，但是我們卻煽動集體焦慮，而拒絶給人民一個理性思辨的機會。
巴當特呼籲國會議員應以政治抉擇與道德抉擇的角度看待死刑議題，而非盲目地相信一與衆多研究結果結論相反的一死刑具有嚇阻與壓制犯罪的效果。巴當特試舉幾例：法國70、80年代的重大犯罪人犯，這些犯人大部分均因一時暴力犯罪的衝動，導致失去理性而犯下令人髮指的犯行，其中更有死刑犯在執行後的解剖中，被發現其大腦前額有先天異常。巴當特的這些論證試圖指出，死刑對於極度衝動型暴力犯罪者、甚至是先天異常的反社會犯罪者，是完全沒有嚇阻效力的；而「因為人都怕死，所以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效果」的論點僅僅只是我們發明用來支持死刑存在的依據。
為求說服在場的國會議員（尤其是右派國會議員），巴當特以法國最自豪的民主自由傳統出發進一步指出，在世界上壓倒性多數的信仰民主與自由的國家都已找不到死刑的蹤跡，反觀世界上任何一個專制獨裁政權或蔑視人權的國家，死刑均持續存在並被執行。極權主義國家對於國家的認知是：國家擁有支配人民的權力，這個權利可以大到剝奪人民的生命；而在民主國家-如法國，何謂死刑？死刑在民主國家的司法系統内，是由12名男女（柱2)在數日的短暫庭期後，經過幾個小時甚至僅僅數分鐘的評議内，在不可能深入瞭解事物本質的情形之下，被迫或享有決定一個人是生是死的權力，這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對於正義應該有的想像。
對於死刑支持者認為，有罪之人的死亡是正義的展現，因為他們犯下的嚴重罪行只能夠以他們的性命來抵償；被害者的死亡與痛苦所造成的不幸必須以另一個人的死亡與痛苦獲得撫慰。然而，對於巴當特而言，因為犯罪而造成社會不安與焦慮，並不會因殺人者償命而減輕；而正義並不是透過殺人償命－一命換一命而建立的。殺人者償命的論點，只不過是數千年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法則的延續，而防制犯罪、減少社會上暴力行為的發生，這些目的不需要透過賜死殺人者的手段來達成。
誤判將造成司法終極不正義
我們可以理解受害者的父母或親友因自然人性的反應，而希望殺人者以死償命。然而，歷史上關於正義的發展，不正是一段超越私人復仇的過程？巴當特認為，如果法國堅持保留死刑，無異是保存一種滅絶的慾望，因為擔心殺人者再犯而決定將之徹底滅絶的慾望。以如此的邏輯推演下去，將一個殺人者徹底滅絶，首先必須先確定他必須絶對地、不容置疑地為自己犯下的罪行負完全的責任。然而在現實裡，幾乎不可能找到一個人能夠徹底完全地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因為如果這個前提成立，那我們必須有一個永不出錯的司法系統、一個不會失敗而得以決定一個人生死的司法系統。但是人非聖賢，法官也有誤判的時候，獲判死刑之人是清白而遭誤判的機會仍然存在，當一個原本是清白但卻遭判死刑的人執行之後，整個社會將必須承受巨大的罪惡感，因為原本應該是確保正義的司法系統卻造就了終極的不正義。
綜上，巴當特希望國會投票支持無保留全面廢除死刑，而非如部分右派人士提倡的保留式廢除死刑 (僅於少數非難性極高的重大犯罪行為保留死刑）。最後，在部分右派政治家與左派社會黨國會議員的支持之下，廢除死刑案以363票賛成、117票反對，經國會通過。一個多星期後後，上議院亦投票通過廢除死刑議案。1981年10月10日，法國正式廢除死刑。
死刑存廢與否，需要細緻甚至哲學層面的討論；而非訴諸人民的激情與焦慮。事實上，關於是否賛成死刑的輿論，極易受特定事件所影響，而且隨著時間經過而變化。以法國為例，1908年小巴黎人報（Le Petit Parisien)做的一份民調顯示，有77%的法國人賛成死刑。1968年，法國公衆意見研究院（I， Institut frangais d，opinion pubIique, IFOP)發佈的調查則指出50%的法國人反對死刑，而賛成死刑的則有39%。然而，同一個機構於1972年所做的調查卻發生逆轉，結果顯示63%的法國人支持死刑，而反對的則有27%。1981年法國廢除死刑隔天出版的右派費加洛報 (Le Figaro)所做的民調顯示，有63%的法國人賛同維持死刑。1998年，法國公衆意見研究院的調查報告再度指出，54%的法國人反對死刑；2006年由法國民意調查公司（TNS Sofres，目前法國最大行銷民意調查機構）所做的一份調查則指出，有42%法國民衆賛成恢復死刑，其中以政治傾向為極右派與右派民衆占大多數。由此可知，民意如流水般變幻莫測，加上大規模民意調查經常會有方法論上問題，如透過問題設計，操控或取得期待的答案等等，可能因此造成各種調查結果的歧異。
法國的經驗只是所有經歷死刑存廢辯論的國家經驗中的一環，然而其辯論所觸及的層面，幾乎涵蓋了所有死刑存廢所導致的爭議。筆者撷選並介紹與台灣近期的論爭較有關聯的部分，希望未來台灣在死刑存廢與否的爭議上，能夠正反兩派意見並陳，透過理性思辨，得出我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