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編輯部

不可侵犯的生命權

4記槍響，讓台灣4年未執行死刑的紀錄瞬時破功，也殘酷地凸顯一項事實：對生命權的尊重 與人權的捍衛是一體兩面，有共通的理路；但在台灣，這仍然只是少數人珍視的價値——儘管過去在這些少數有心人的努力奔走與發揮影響力之下，廢除死刑的理想已經走得相當遠，遠得超過了它的社會基礎，超過了一般民衆傳統「報應觀」的理解。但是，一個社會之中，或許就是要有 這些少數人堅持一個超乎當時一般水平所能理解的理想，默默堅持，寧犯衆怒也不放棄，才是這個社會令人動容之處；從歷史來看，往往也就是這些少數人的少數意見，對整個世界的文明水平、對人類尊嚴的提升，發揮了關鍵的影響力。

國際特赦組織（簡稱AI)在過去就曾經扮演這樣的角色。很少人知道，AI對於台灣民主運動貢獻良多，最早從台大政治系教授的彭明敏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之後，AI瑞典分會就開始長期支持彭明敏，後來彭明敏逃亡海外，也是透過AI小組向瑞典政府申請政治庇護。AI救援的對象不分政治立場，從張學良、柏楊到蘇洪月嬌（雲林縣長蘇治芬的母親）、王幸男、余登發父子，都曾受到AI的關懷。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民主政治轉捩點的關鍵事件，AI當年曾發動空前的國際救援行動。在事件發生8天之後，AI總部即發出電報，請求各國分會參與緊急救援。以德國AI 分會為例，美麗島事件前，德國500多個AI小組中就有45個小組認養台灣個案，事件後更增加到80個。美麗島事件受難者之一、現任高雄市長陳菊就曾是AI德國1224小組長期認養的良心犯。我們 或許可以推論，如果當年沒有AI為首的國際壓力持續逼迫當時的國民黨威權政權，或許國民黨對於該事件的後續反應，也不會是採取一系列政治開放與自由化的策略，也有可能改採更高壓的策略，從而台灣民主化的道路或許會更曲折、多舛也說不定。

可以這樣說，我們今天在台灣呼吸的自由空氣、批評政府的權利、依法行政、人權保障、定期選舉等等早已視為理所當然的果實，一部份是由AI這個國際組織所貢獻給台灣人民的。AI長期所依恃的，是其一貫對生命權與人權的尊重與堅持，因此，AI也一貫地反對死刑。

關於廢除死刑這個議題，司改雜誌長期以來已經累積非常多篇專文，從各個面向如正反雙方的理由、國際法的潮流、已經廢除死刑國家的經驗等詳加闡述，該說的，都已經說得夠多了。或許一般民衆最難理解的是，對人權的普世堅持不是假清高，更不是對壞人的放縱、對好人的凌遲，而是我們民主生活中最核心的一方基石，如果稍加推衍，就會得到生命權不可侵犯的結論。這百年來無數人權鬥士遣留給人類文明的遣產，無論賛成或反對死刑的人都同樣受惠。最具體的例子就是AI；於是，不如讓我們來看看AI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