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正義非正義、速來正義即正義？ —刑事妥速審判法評析

吳景欽

壹、前言
2009年4月22日，我國正式公布聯合國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兩公約的施行法，關於如何落實兩公約的具體内容，即成為我國未來人權保障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而這其中，又以刑事被告的人權最必須受到關注，尤其是在我國，凡是涉及重罪的場合，案件審理不僅漫長，同時也往往在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間來回，不僅耗費司法資源，更損及被告的訴訟權保障，因此，司法院為解決此問題，即提出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並於2010 年4月由立法院通過，以來解決此問題，惟所謂被告迅審權的保障，果真能藉由此法案來推動，是本文將檢視的重點。
貳、刑事妥速審判權的内涵
—、意義
關於妥速審判權，有稱之為迅速裁判權、迅速審判權、適時審判權、合理時間審判權等，不管何種名稱，皆是指為了保障人民的訴訟權，審判必須公正且迅速，而不得有所遲延。
二、内容
而所謂妥速審判權，其不僅是講求迅速，而是要求必須在妥當的時間為審理，畢竟所謂訴訟經濟的要求，不能凌駕於真實發現之上，惟所謂妥當與否如何判斷，無法一概而論，而必須視案件性質的複雜程度、司法資源的多寡、當事人的因素等，來決定是否違反速審權，
因此，所謂被告的妥適審判權的内涵應包括：
(一)訴訟經濟原則。
(二)被告的程序權保障。
(三)發現真實原則。
這也代表，所謂妥速審判權不應只講求迅速，而應顧及訴訟權保障與真實發現。
三、違反效果
關於違反迅速審判原則或侵害妥速審判權的效果為何？一般可以採取的方式為：
(一)訴訟中止。
(二)免訴判決。
(三)減輕或免刑。
(四)無罪判決。
由於違反迅審原則，乃屬於程序問題，所以採取以實體上無罪的方式，顯然無法圓滿說明，這也代表，以被告程序權受損害為由，所為的減輕或免刑對待，亦無法說明，為何屬於程序上的瑕疵，而可以成為實體上減刑的理由，因此，一般所採取的方式，即是以訴訟終結的方式，來結束審理，而終結訴訟的方式，可以是單純的停止或中止，但如此的方式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狀態，仍可能再開審理，於被告顯然不利，因此，採取具有與實體判決相同確定力的免訴判決，即是最常用的解決方式。
目前在立法例上，少有針對違反迅審原則明文規定效果的原因，即在於造成審判遲延的原因很多，未必全為法院的因素使然，若在法律中明文因此可為免訴或免刑的對待，可能會造成一種優待，因此，只能委由法官於具體個案為判斷，這也代表，若欲對於違反迅審權的法律效果加以明文，恐必須先對於現行造成審判遲延的原因為實證分析，否則貿然的立法，將可能帶來一種不平等。
參、造成審判遲延的原因
一、事件本身的原因
一般而言，造成審判遲延的案件，多屬於以下類型的案件：
(一)有多數共同被告的場合：由於被告相互間可能存有相互衝突的利益，因此，在審理上必然趨於複雜。
(二)同一被告的數案件同時被起訴：若屬於同一被告的多數案件遭起訴，亦可能因案件相互間的糾葛，或者異質性，而使審理趨於緩慢。
(三)案件本身的複雜性：某些案件，可能在證據調查上的困難，而造成審理的長期化，亦有可能因為案件所涉及的法條適用有爭執，而造成審理遲滯。
二、當事人本身的因素
此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來看：
(一)檢察官：就檢察官而言，有可能因為證據蒐集不完全下，貿然起訴，則必然使法院職權調查的負擔加重，而使審判延宕。
(二)被告：而就被告方而言，被告逃亡、未能到庭、心神喪失、疾病等因素，而停止審判的情況。
(三)辯護人：而就辯護人而言，尤其是在強制辯護的案件裡，若辯護人未到庭，則必須再指定辯護人，而基於被告對於辯護人的一種信賴關係，勢必得給予新辯護人與被告一段期間為準備，勢必也造成審判延宕。其次，辯護人可能為了達到訴訟目的，而可能出現的技術性拖延。
三、法院的因素
就法院而言，可能造成的原因為：
(一)準備程序未落實：由於事前準備不夠充分，而造成爭點與證據未能被整理出，必然使審判無法集中。
(二)審理的怠慢：由於法官本身的怠慢態度，而造成審判遲延。
(三)案件過多：由於案件量過多，致使每個案件都必須為分割式的審理，此在日本被稱為「五月雨」式的審理方式。
四、歸責困難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也可能是結構因素造成審判遲延，如由於司法行政因素，造成同一案件轉手於多個法庭或法官，每次移轉，即代表審理的重新開始，或者是在法律變更下，到底適用新法或舊法的爭執所造成的延宕等等，皆屬之。所以可以從上述的原因分析得知，關於造成審判遲延的原因衆多，且多屬於綜合的原因造成，因此，審判遲延乃一結果，而非原因，若僅是為了符合迅速審判原則，且又無相當的實證原因分析下，所為的立法，肯定是不妥當的，以下即就條文内容為評析。
肆、草案内容及其疑罔
—、立法理由
關於刑事妥速審判法的制訂理由，當然是為了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3款，關於迅審原則的規定，而所謂迅審原則，即是國家義務使被告能在適當的時間内，獲得妥適的判決。關於此原則，當然不僅在求迅速，而是必須在保障被告程序權與發現真實的前提下，讓審判得以迅速進行，因此，若欲立法，勢必不能僅從「迅速」兩字出發。
二、法條的類型
關於刑事妥速審判法的條文内容，可以區分為3大類型：
(一)訓示規定：沒有法律效果的訓示性規定。
(二)授權規定：指由法律授權司法院以制訂訴訟規則補充的規定。
(三)有實質法效果的規定：指具有違反效果的規定。
條文内容僅短短的14個條文下，真正具有實質法律效果者，大概只有4條左右，其他條文僅具有宣示性質，而不具有實質效力，因此，以下即僅針對此具有實質法效果的條文為評析。
三、評釋
(一)第5條：羈押期間的限制
根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3項，受拘禁或逮捕者，應於合理時間内審訊或釋放，法條雖無明文到底多久的時間才稱得上合理，但卻可以肯定的是，不允許無限期的羈押，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5項，關於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沒有羈押次數的限制，不僅已違反公約的規定，也等於是將羈押當成是預先刑罰的手段。因此，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即將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加上了次數限制，第二審限定為6次，第三審以1次為限，而在同條第3項更明文，審判中羈押期間，累計不能超過8年，根據第4項，羈押期間已滿，若仍未判決確定，視為撤銷羈押，當即釋放被告，畢竟案件延宕超過8年，被告也被羈押，而必然完全處於被動狀態，檢察官擁有絶對的證據優勢，若仍無法使判決確定，實難想像此一案件，是否還能找到真實與正義，如此的羈押期間限制，算是為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5項為解套。
惟上述的規定，似乎也有問題，即為何是8年？到底以8年為基準的原因何在？而一個更重大的疑問是，既然已經認為無期限的羈押不合理，則根本解決之道，當是修正刑事訴訟法，而非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偷渡，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只有一個，即是無心去根本解決羈押的問題，而只想著藉由此法來終結諸多延宕多年的燙手山芋，此在以下的法條中，更為明顯。
(二)第7條：侵害迅審權的效果
依據7條，若刑事案件在第一審繫屬日起，超過8年未能判決確定，除應諭知無罪外，經被告聲請，在法院審酌以下情形：
1.訴訟程序延宕的原因，是否因被告所引起。
2.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間的衡平關係。
3.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的事項。
而認為侵害被告迅速審判的權利者並情節重大，有予以適當救濟的必要者，得酌量減刑（註2)。關於此條文的立法理由，其論據為：
1.若案件遲遲無法確定，不僅難於事實發現，同時也必然侵害被告的防禦權，自然應給予救濟。
2.惟案件審理的延宕與否，未必全因之於法院的因素，若不論其原因，而一律給予救濟，顯然有違平等，亦使有心者有可乘之機。
3.因此，必須由法院依據個案，同時審酌延宕原因、案件複雜程度、被告的迅審權等等為是否救濟的考量。
關於此條文的規定，雖然可以解決案件長久延宕
的解決，但卻可能有以下問題存在：
1.延宕原因的歸咎困難：法條雖然明列，法官必須考量延滯原因是否因被告而起，並在說明中列舉如被告逃亡、生病、長期滯留國外、一再干擾訴訟等因素，但關於此類原因，無侵害被告的迅審權，乃想當然爾之理。惟證諸實務，造成延宕的原因，可能是多元的，且法院畢竟是主導整個審判程序，被告欲以技術干擾的可能性不高，所以是否能歸咎於被告，恐在於法官的主觀判斷。
2.案件的複雜性與否難判斷：又基於案件複雜性所造成的訴訟延宕，乃是案件本身因素所造成，亦不能因此一概認為侵害被告迅審權，而必須由法官針對具體個案為衡量。惟關於案件於事實或法律上是否複雜，顯然又是一個相當不確定且難於判斷的概念，形同一種無基準。
3.概括條款等同無規範：而在列舉上述事由之餘，立法者為了避免掛一漏萬，所以仍以概括方式，以為法院彈性調整，惟上述兩款事由，既屬空泛，加上此概括條款，實屬太大的概括意義。
由上述的檢討可以看出，原本藉由立法所欲達成的迅審權保障，顯然將流於法官於具體個案為調整，形式上雖由被告聲請，但實質的決定權仍在法官，若再加以極為空泛的情節重大、適當救濟之必要等等，此條文等同完全委由法官於具體個案調整，原本制訂法條的目的，正在防止法官恣意的判斷，但如此的要件規定，實則與無規定無太大差異，所以在要件相當空泛且模糊下，僅能依賴言詞辯論的程序保障來彌補（tt3），但言詞辯論的重點，當在關於迅速審判權的侵害，而非案件事實，否則將又回復實體案件的審理，惟關於侵害迅速審判權與否，必須考量案件本身的複雜程度，勢必無法脫離案件的實體，若果如此，則何不繼續審理本案，以找出真實？藉由一個針對程序問題所為的辯論，原本必須更為迅速，但在強調言詞辯論，且又不可能不涉及犯罪事實本身的情況下，果真能藉由辯論，而達成迅速終結程序的目的，將是個更大的疑問。
而就違反迅審原則的效果而言，是賦予法院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顯然混淆了實體與程序，乃屬離譜，且既然法院遲遲無法判決，其原因正在於事實無法證明，藉由一個減刑的辯論程序，豈不等同要被告認罪，而有違無罪推定，實屬荒謬。
(三)第8、9條：對無罪判決上訴的限制
在司法實務，最常見的，即是案件在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間來回，因此在第8條，即規定案件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6年且經最高法院第3次以上發回後，第二審法院更審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或其所為無罪之更審判決，如於更審前曾經同審級法院為2次以上之無罪判決者，不得上訴於最高法院。如此規定的理由，即在於避免被告已經3次的無罪判決後，若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一再上訴，不僅有違迅審原則，更侵害被告的實體權利（註4)。簡單的說，只要案件纏訟多年，且既然被告已受2次以上的無罪判決，檢察官在具有優勢地位下，若仍無法舉證被告有罪，基於罪疑有利於被告原則，自然不能允許檢察官上訴。如此的限制，不僅可以使被告免於案件於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間來回，而深受其苦，同時也在要求檢察官必須確實厲行舉證義務，並要求法院必須集中審理，以達成精密司法，防止誤判的產生，所以限制檢察官對於無罪判決的上訴，不僅有其必要，更屬必然。而既然檢察官未能提出足以讓法官信服被告有罪的理由，則在第審法院判決被告無罪後，基於雙重訴追禁止原則，
也不應允許檢察官上訴才對，則關於如此的限制，仍屬寬鬆，不僅必須經過6年，且必須受2次無罪判決，如此優惠具有證據優勢地位的檢察官，乃是一種「優待」，而非限制。
此外，若非屬上述情況，根據第9條，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檢察官提起上訴之理由，僅有在以下情況，才得為上訴理由：
1. 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抵觸憲法。
2. 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3. 判決違背判例。
此所規定的上訴理由，不過在彰顯第三審的法律審性質，惟根據同條第2項在排除刑事訴訟法第三審上訴的相關規定來看，似乎是將原本較為寬鬆的上訴第三審的限制，藉由此條文來加限縮，此結果或能解決審判延宕，但既然想藉由此條款來限制上訴，則為何不直接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為修正？其次，在目前第一、二審的審判仍嫌粗糙下，是否可以如此貿然的限制檢察官上訴，更成問題。
反對上述限制上訴者的一個重要理由，在於被告被判無罪，原因恐非來自於檢方未盡舉證義務，而是法官對於案件就法律或證據，有相異於檢察官的看法所致，如此的不利益不應由檢方概括承受。若案件只經一法院審判，或許是如此，但若已經2個以上法院判決無罪，則要說是因法官的偏見所致，而非檢方訴追不力，恐難讓人信服。且證諸現實，由於我國第二審仍與第一審相同，仍採事實審的情況下，等同第一審程序在第二審重來一次，在如此的訴訟結構下，不僅容易使當事人產生「決戰在第二審」的心態，造成重要證據在第二審始提出，訴訟延滯乃屬必然，同時，上訴乃第一審檢察官的意見，只是因為抽籤分案所致，而必須由高檢署檢察官所承接，在對於案件本身未必熟悉，即必須蒞庭訴追下，能善盡多少義務與職責，已可想而知。而更糟的情況是，二審承接的檢察官未必賛同一審檢察官的意見，而仍必須硬著頭皮出庭訴追，則此時檢察官所追求者，恐已非真實與正義，而是維護檢察權的面子問題。如此的立法，只突顯出，目前案件延宕，到底能否藉由一個特別法來解決，抑或是其原因根本不在此，而是必須從最根本的審判結構為改良。
伍、罔題的根源一代結論
從上述的檢討可以看出，刑事妥速審判法的立法，完全只是為解決目前案件延宕的一告急就章，而完全未看出，案件的延宕是結果而非原因，目前刑事司法的最大問題，是人民對司法的不信任，而此不信任的根源正在於司法審判的過度粗糙，若真欲解決此問題，即必須落實第一審的集中審理，尤其是針對死刑與重罪案件，更應考量引入平民參與審判，不僅可抑制法官的恣意，且在不可能要求平民一年半載的參與審理下，必然得在數日内連續開庭，集中審理也必然因此落實，捨此根源而不做解決，而僅想以速審法來解決某些案件延宕多時的問題，不啻是捨本逐末之舉，不僅無助於問題解決，恐更增添司法運作上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