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封信，救一個人和他的國家 —國際特赦組織AI的行動與理想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

AI創始人彼德．班能森在瑞典AI年會留影。(Gothenburg，1986年)©Rafael Amen
2009年12月，一個普通的夜晚，台北義光教會的燈火通明，一群人圍著聖壇前的大桌子坐著，每個人看著手邊的幾份資料，一個字一個字默默地寫信。他們的信件可能將寄往阿迪斯阿貝巴、莫斯科、或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收件人可能是歐巴馬總統、維克瑞瑪拉樂部長或16歲被判死刑的哈吉先生。
這群人有一個共同的標幟：一枝纏著鐵蒺藜的蠟燭，代表的意義是：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一根蠟燭。他們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簡稱AI）台灣第一小組的成員，每個月第二個禮拜一在義光教會聚會，根據AI提供的資料撰寫聲援信。從台灣解除戒嚴不久的1989年12月16日正式成立至今，剛剛走過第一個20年。他們不但是AI在台灣成立的第一個小組，而且直到今天，雖然多數成員已經白髮蒼蒼，仍然是台灣最活躍的AI小組之一。
正如小組創始人之一的高俊明牧師所說，寫一封信不但可以救一個人，而且這些人往往是社會的良心、人權的捍衛者，幫助他重獲自由，繼續在他的國家從事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幫助了他的整個國家。例如曾受到AI長期聲援的捷克哈維爾、南非曼德拉、南韓金大中，後來做了總統，對他們國家的民主化，乃至世界和平都產生很大的貢獻。
世界各地如今有數千個這樣的AI小組，孜孜不倦地為人權努力。和其他著名的國際人權組織，如國際人權聯盟(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edesliguesdes Droitsdel'Homme)、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相比，AI有兩點不同：首先，AI是一個國際性的「草根」組織，280萬會員及支持者遍佈於設有分會的70個國家以及尚未設立分會的80多個國家。其次，AI不只做研究、調查、倡議和施壓的工作（這部分和其他組織相同），AI還發揮其草根組織的特點，有系統地從事個案救援的工作，從早年的良心犯、政治犯，到近十年增加的人權桿衛者（human rights defenders)。個案救援一直是AI各地小組及會員的重點工作。由於個案救援的對象是有血有肉、有臉孔、有出生年月日的個人，能夠產生強大的道德感動力，也比較容易受到公衆和媒體的注意，成為AI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
這個特色的光芒或許掩蓋了AI其他方面的工作，使大衆對AI有一種刻板印象，以為它只是一個救援良心犯或政治犯的團體。但個案救援必須和其他工作互相搭配，才是比較完整全面的人權工作，也才是AI真正的全貌。以下讓我們簡要回顧AI近五十年的歷史，了解它如何一步一步發展成今天的模樣。
AI的源起
如今很難想像，AI的龐然大慶，當初只是一個人精心描繪的夢想。這個人是英國律師彼德．班能森（Peter Benenson)。班能森長期積極參與人權議題，曾為一些政治案件的被告辯護，並且在1959年參與創辦「正義」組織（Justice)。「正義」是一個跨黨派的律師團體，旨在維護法治與監督政府遵守《世界人權宣言》。
I960年11月，班能森坐電車上班時偶然讀到報上的一則新聞一一二位葡萄牙學生只因為舉杯互敬自由，被政府判刑7年。班能森開始思考，怎樣才能說服葡萄牙政府釋放這些遭到迫害的人？他想到，也許可以用信件「轟炸」這個獨裁政權。他繼續想到，與其只是針對某一個國家發動一次行動，何不以一整年的時間，呼籲大衆關注世界各地因政治或宗教信仰而入獄的囚犯？即將來臨的1961年是林肯宣佈解放黑奴和沙皇誥令解放農奴的一百週年，正是最好的時機。
於是班能森找來幾個有影響力的朋友，決定發動一項「1961特赦行動（AppealforAmnesty,1961)」，
目標簡單而清楚：站在超然客觀的立場，要求釋放那些因為發表意見而被囚禁的人，為他們爭取公正的審判；擴大政治庇護權的適用範圍，幫助政治難民找到工作；呼籲建立有效的國際機制，保護言論自由。
班能森寫了一篇文章，〈被遣忘的囚犯〉，當做運動的宣言。1961年5月28日，《觀察家報(Observer)》以一整版的篇幅刊出這篇文章，法國《世界日報》也同步報導。第二天，歐美和南非、印度各大主流媒體跟進轉載，甚至佛朗哥政權統治下的西班牙，也有一家報社冒險披露。
這篇文章呼籲聲援八位「被遣忘的囚犯」，文章發表後獲得廣大迴響，信件和捐款大量湧進，數以千計的良心犯訊息隨之而來。為了把世界各地的關心化為有組織的行動，他們建議住在附近的支持者們互相聯繫，並且鼓勵教會和學校設立「認養小組(adoption groups)」。小組要為特定的囚犯寫信，向迫害他們的政府施壓，還要和認養囚犯的家屬聯絡，寄送禮物或為他們募款。
為了讓各國小組能聚在一起交流訊息、協調行動，在運動啓動兩個月後，來自英、法、比利時、愛爾蘭、瑞士和美國的代表在盧森堡的一間咖啡館裡首度聚會。大家決定以「國際特赦」為名，將這一個原本為期一年的行動轉變為一個持久的運動。到了一九六一年底，AI小組已經從英國擴散到比利時、希臘、澳大利亞、瑞典、挪威、瑞士、法國、西德、愛爾蘭、荷蘭和美國，並且不斷拓展到世界其他地區，於今不墜。
AI使命的擴張
班能森創立AI時，宗旨非常明確地鎖定在保護言論與宗教自由（有關難民的工作也是由此延伸）。但隨著世界局勢的移轉與人權觀念的演變，AI的使命也慢慢調整，近年來更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1970年代，AI首先由救援良心犯的工作，擴展到反對死刑與酷刑，以及保護兒童、限制武器交易等議題。
AI自I960年代即關注良心犯的死刑問題。1973年，AI更決議將死刑視為殘忍、不人道及貶抑人格的待遇，因此違反人權，並且在1997年召開國際會議，呼籲全球廢除死刑。1972年底，AI啓動反酷刑運動，並且在1974年建立「緊急救援（Urgent Action)」系統，以便在第一時間為__遭到逮捕而可能面臨酷刑的囚犯發出聲援。
1978年，AI發動搶救兒童的運動，因為在救援良心犯的經驗中，AI發現許多國家的政府竟然利用虐待他們孩子的方式來威嚇或懲罰良心犯。僅僅舉一個實例，讀者將不難理解這個運動的必要性。譚瑪娜（Tamara)三歲時，她的母親被逮捕入獄。這位母親告訴AI她所經歷的煉獄般的折磨：「他們把我的小女兒脫光，用皮鞭抽她。他們把她丟進一個裝滿冰水的盆子，把她的頭按進水裡，幾乎把她淹死。然後他們威脅要強暴她，而且又
再鞭打她。這樣一天重覆四次，整整四天。」現在，AI還參與一個反對使用童兵的國際聯盟。
1979年，AI在内部激辯後，決定介入武器交易問題。這是一個更為複雜的議題，而且牽動許多歐美國家的政經利益，因此AI極為謹慎地將目標界定為阻止各國政府將軍警裝備及技術人員，賣到任何可能用之於鎮壓良心犯、執行酷刑或死刑、或壓迫無辜平民的地方。AI並曾在1994年盧安達種族屠殺事件中，公開譴責不顧聯合國禁運任由軍火被售往該區的西方國家。AI目前仍結合樂施會和國際反小型武器行動，共同推動「管制武器（Control Arms)」運動。
人權突破冷戰高牆
1980年代末期，冷戰體制崩潰與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並未造成AI的業務縮減，反而使AI的組織得以伸展到更多地區，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性網絡（台灣就是在1988年解嚴後成立第一批AI小組）。不過，AI的任務也開始做更大的調整。首先，AI掌握了人權躍為普世價値的契機，在世界各地大力推動人權教育的普及。値得一提的是，AI成功地使流行音樂成為人權教育的媒介，經常舉辦大型的巡迴音樂會，吸引青年關注人權議題，例如1986年的「希望同謀（A Conspiracy of Hope)」、1988年的「現在就要人權！(Human Rights Now!)」、1998年在巴黎舉辦國際特赦音樂會、2008年的「小地方世界巡迴(Small Places Tour)」。
其次，AI在1998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開始了「企業人權原則（Human Rights Principles for Companies)」的倡議運動。至今AI經常參與國際探討企業人權準則的會議，並且在許多分會成立了相關的專門小組和網絡。
最重要的突破發生於最近十年。2001年，孟加拉籍的艾琳．杭（Irene Khan)成為AI首位女性、也是首位亞裔的秘書長。三年後，AI展開「阻止暴力對待婦女」作為首要的全球運動。這項運動不僅以婦女為對象，而且將關注焦點從國家暴力擴及到非國家的加害者，例如在野武裝團體和家庭暴力。
良心犯救援仍然是AI的核心，但關注企業人權和受暴婦女的運動，已經使AI投注更多資源在良心犯以外的工作。即使良心犯的定義本身也漸漸擴大了，由早期僅限於政治和宗教迫害，到現在已經納入少數族群和性別或性傾向的歧視。
1993年「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維也納宣言與行動綱領》，確認「所有各項人權是普遍的、不可分的、互相依賴的與互相關聯的」。班能森在創建AI時，本來就是本於《世界人權宣言》揭示的諸人權，但在工作重點上，基本上是偏重於言論及宗教信仰等公民自由。鑒於今日世界人權所遭遇的主要挑戰已經不限於國家與政治意識形態，AI也隨之調整視野。2003年起，AI開始關注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2005年通過政策文件《人權是為了人的尊嚴：關於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初級讀物》，並決定以弱勢群體的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為下一個全球運動的主題；2009年5月，AI正式啓動針對貧窮問題的「尊嚴運動」。
如今，AI的工作範圍可以分成四大領域：
1.以個別受害者為主的工作：良心犯與政治犯以及受難人權衛護者的個案救援工作，這是AI最為人週知的招牌活動。
2.以國家為主的工作：鎖定一個國家為焦點，針對某些人權主題（themes)進行campaign(運動）。目前有十九個國家被選為重點國家，例如中國、伊朗。
3.危機處理的工作：處理國際人權危機，例如2006年的蘇丹/達佛、2009年以色列進攻加薩走廊事件和伊朗大選衝突、或最近的海地震災。
4.以主題為焦點（thematic)的工作：這是AI費時費力最多的部分。根據每個六年計劃以及客觀情勢的變化，以某一議題為焦點，進行campaign。其涵蓋範圍可能是一個國家、某幾個國家(subregion)、或全球（例如尊嚴運動）。這最後一個類別最能彰顯AI工作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可以從AI總部目前所設的各個campaign部門（包括為個別campaign而設的任務編組，或常設性較高的「團隊」〔team〕或「網絡」〔network〕)看出來：
*尊嚴運動
*終結暴力對待婦女
*控制武器
*反恐與正義
*企業與人權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國際組織
*國際刑事法院
*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
*原住民族
*軍警情與武器控制
1.工會
2.死刑
*醫療專業*人權教育*婦女人權*國際法律事務*難民與移民*兒童人權
限於篇幅，這裏只能列表例示，也沒列出已經完成的難以計數的其他以議題為焦點的campaign，但是已經可以看出來，AI的工作早已不限於刻板印象中的那幾項而已。
涓滴奉獻改變世界
AI從一個人權律師的突發奇想，到幾個朋友在咖啡館裡用捲菸紙背潦草記下一個又一個計劃與預算，在自己辦公室裡請來志工剪報收集良心犯資料，再到小組、分會如雨後春筍普及世界各地，憑著絶對政治中立的公信力，與全球會員的創意與活動力，終於成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權團體。尤其可貴的是，AI為了排除政治力介入，除了有關人權教育的工作之外，堅持不接受任何政府一分一毫的補助，所有倡議運動的經費全部來自民間個人的捐獻。
班能森為「個人行動可以改變世界」這個夢想做了最好的示範，更重要的是，他創建出AI這樣一個組織，讓無數平凡人也能透過這個機制把夢想化成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