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良心，人權的守護者 ——談律師法修法草案的精神與方向

夏傳位

問：回顧台灣律師歷史的發展和演變，是否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發？

分

封答：曰據時代對於律師的統治，跟德國納粹與現在中面國對於律師的統治是一樣的，把律師當作統治的工事具，像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律師要宣誓效忠希特的勒。曰據時代律師是要宣誓效忠大東亞戰爭，那都是心在威權體系之下。所以，我們關心的是在這種體制之人下，律師有沒有站出來反抗極權體制，保障人權（編的按：關於二次世界大戰其間，德國猶太裔律師的特殊者境遇，請參閱本期雜誌第19頁德國傳真專欄《沒有權利適格的律師》報導）。

在曰據時代，這種人非常少。日本人走了之後，國民政府來台，早期台灣培養的律師跟中國上海培養的律師合流，都是大陸法系，所以合流並不困難。然後台灣施行戒嚴體制，律師為了醐口，跟當局溝通好、配合當局，就有機會拿到政府的案子，企業界也希望透過律師來爭取企業的好處，所以，誰都不希望自己聘的律師是跟當局對抗的人，在這種利益糾葛之下，敢出來對抗的更是少之又少。

但是，當台灣中產階級慢慢興起之後，黨外運動
和美麗島事件發生，有一群律師出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主導了黨外運動的發展。有一陣子，從總統、副總統到各縣市首長，絶大部分都是律師出身。在那個階段，台灣像所有的新興民主國家一樣，以律師為主力的改革力量開拓、推翻了專制政權，建立新的民主國家，律師扮演了先鋒角色，美國也是同樣的例子。

但是後來，律師當上總統了，很不幸的，阿扁的作為讓律師的地位一落千丈。能夠推翻舊體制、創造新局面的律師，為什麼沒辦法做為更進一步好好治國的律師？這涉及律師教育的基本問題。我個人對阿扁的看法是，他也是一個只會死讀法律的人，對於整個台灣歷史背景與人文素養顯然不足，但是他卻是法律界的超級優等生，這也可以看出我們法律教育其實是有很大問題。

一個18歲的高中畢業生，死記那些法條，而且只要背好法條，就可以出人頭地。阿扁大三就考取律師了，對整個社會、政治都缺乏理解，這樣的人被視為是法律系最優秀的人才。但是到了關鍵時刻，他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大家不要笑阿扁，馬英九也差不多是這樣。
現在法學教育是有些進步，學生們有很多機會參與課外活動和社團活動，民間司改會也舉辦了很多司法教育的活動，年輕人的國際視野也比以前開闊，但是他們的經濟競爭壓力更大，大家反而更沒有心去關心更高層的事務。

問：律師界過去建立的衝撞威權體制、重視人權的改革傳統是否還能持續下去？

答：「文學校聯合團」的成立與台北律師公會改選，是一個很重要的改革事件。早期的台北律師公會就跟當時各地的律師公會一樣，是由那些老派的、軍法官出身的律師所把持，那是一些保守、只會迎合當局、喜歡搞一些政治酬庸的律師。

有一些文學校畢業的律師就很看不慣這樣的作風，想要透過公會的選舉，拿回公會的主導權。當時在林敏生、范光群、陳傳岳的統合之下，組成了「文學校聯合團」，這個名稱指的是對抗軍事學校畢業、軍法官體系退下來的律師。

在威權體制之下，律師率取的名額非常低，只有 1%、2%而已。可是國家大開後門，讓軍法官退下來
可以當律師，結果造成律師人數很少的情形下，由軍法官轉任的比例卻非常高。這是威權體制攏絡的手段，給予軍人特殊保障。這也是國民黨在中國學到的教訓，因為很多軍人退伍沒有好好安排，就失業，反而被共產黨吸收。所以威權體系要獲得軍人支持，就要攏絡軍人。

在1989年的選舉中，文聯團的參選人拿下台北律師公會的理監事的所有席次，第一屆理事長是林敏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從那次以後，台北公會一屆一屆傳承下來都是文聯團的人。

我覺得台北公會樹立了一些傳統和理想，到目前為止，保存得都滿好的。我比較覺得心酸的是，這完全要靠律師個人的奉獻，律師公會沒有辦法提供資源來培養與照顧那些奉獻的人。如果制度上能支持有理想的人繼續做下去，那麼就會走得更好，律師公會就應該扮演這樣的角色。可惜現在大家的眼光還是將資源放在做福利性的事物上。

司法改革雜誌=謝謝您接受這次的訪談！
智障者家長總會副秘書長孫一信
司法改革雜誌問：智障者家長總會經常有機會跟律師接觸與合作，睛問您跟律師們合作的經驗與印象如何？

答：智障者家長經常有處理法律個案、刑事案件、信託契約問題等等的經驗，這些問題，都需要律師協助，所以我們常常跟律師們接觸。

依照我的經驗，絶大部分我們拜託、而對方願意幫忙的律師，給我的感覺都是非常熱情，整個服務品質也讓我們非常肯定。後來我們也經常與這些律師發展出長期的合作關係。他們都是以義務職的方式來協

助。

我覺得，台灣律師的品質與對社會關懷的企圖心，其實很不錯。從社福界的觀點看，整個司法改革都是由律師去發動的。最近也開始檢討司法改革十年的成果。1995年，智障者家長總會也曾經參加司法改
革的大遊行，那時就很清楚觀察到，都是律師界非常積極在發動、參與整個活動。

今天可以看到智障者在警察局做筆錄，都能有律師陪同，這是律師界非常高的善意。因為律師陪同偵訊是非常耗時的工作，給付的價金又非常低，律師陪同偵訊只有不到1000元的車馬費。而這些律師跟客戶們談案子，每小時收費可能好幾千元，兩者不成比例。但是，還是有這麼多律師願意協助，我覺得是很正面的結果。

但是，很可惜的，我上面講的這些合作與互動，並不是制度性的互動，而是人脈性、社會資本的互動，必須倚賴律師的高度熱誠與意願來支擋。這些有熱情的律師不見得會是律師公會的掌權者。我覺得，如何思考讓律師與弱勢福利團體的合作制度化，甚至律師公會能釋出資源，支持律師去從事更多的社會公益事業，這會是更正面的發展。

問：如何將合作制度化，可否舉些更具體的例子？

答：譬如，在律師訓練所的培訓課程裡，以往沒有跟弱勢團體座談，後來我們爭取到有3小時的上課時間，但仍非常不夠。今年課程中又縮短變成2小時，由一位律師負責召集。我覺得在培訓的部分對弱勢的重視變少了。其實應該有更多對弱勢者了解的課程。
檢察官與法官在職訓練的課程之中，都有邀請我們去開課，主題是如何在訊問的過程中與智障者溝通，可是律師的在職訓練，就比較沒有這樣的課程。我們不清楚律師是不是需要在職訓練，還是律師根本沒有在職訓練？這個我們就不清楚了。

我建議，在律師訓練所的課程規劃部分，能夠有社會團體的參與。現在的情形是，若主事者有心，就會邀請社會團體將相關議題帶入；如果主事者更換了，或認為這個議題不重要，可能這些課程就無法持續下去，變成因人設事。我認為可以比照法律扶助基金會的董事席次中，規定要有原住民代表、社會福利團體代表等等，在律師訓練所的課程規劃委員會中，也可以納入類似的設計。

目前法扶基金會跟全國50所警察分局，正在試辦一個智障者陪偵的計劃，根據前年底到去年一整年的陪偵經驗，智障者案件高達20%，今年智障者案件高達30%，一年大概會有200件左右。這個案件量很大，但是律師人數卻明顯不足。
過去發生一個案例，智障孩子被警察帶走，那天剛好法扶律師都在開會，這個孩子從星期五一直到星期一，都沒有律師陪同。檢察官也沒有主動請律師陪 I 同，家屬聯絡律師也聯絡不上，沒有半個律師幫忙。

封現在法扶有一個機制，白天、晚上甚至半夜被警察抓面走，都有電話可以聯絡法扶的律師協助。但如果法扶 : 的律師或相關承辦人不在，那這些智障者不知道要找

社

蠢誰了。

良

心

人所以，法扶的律師輪値的規劃，就相當重要。但

I 是我覺得，全部都推給法扶來負擔，好像也不太好。者如果各地方律師公會有社會服務的計劃，讓律師除了專業領域之外，也有自己的次專長，譬如是卡債議題、環保、身心障礙、原住民等等，能夠貢獻社會。

這個社會上有很多議題都需要律師的協助。我們希望，有更多律師能提供協助。這些議題的介入都需要時間累積、深入了解。個人覺得，律師真正長期投入、關懷某個社會議題的人並不多，通常都是動員起來做某件事，做完就鳥獸散了。但實際上，有很多事情需要長期經營，而且深入之後，才會知道其他專業領域的人是如何累積起他們的專業。

司法改革雜誌=謝謝您接受這次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