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良心，人權的守護者 ——談律師法修法草案的精神與方向

夏傳位

律師法已經有17年沒有全面檢視、翻修了。此次律師法修法是一個很好的契機，正好讓所有律師們重新思索律師的定位、意義、能夠在社會上發揮什麼功能，又希望社會如何看待律師？以及律師與民主、法治和人權的關係等等既基本又重要的課題。事實上，對這些課題給予的答案，也就決定了這部律師法未來修改出來的面貌。
律師界改革的重量級人物對律師法改革的課題的思索，其實已有清晰、明確的方向，問題在於整個律師界的共識還有待時間慢慢累積與培養。於是，我們看到改革者的自我批評往往非常嚴厲，帶著「恨鐵不
成鋼」的無奈與沉重。

但有趣的是，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有長期合作關係的社福團體語多肯定。這一方面顯示，改革先行者過去數十年來的努力確實帶來重大成果，才會反映在律師社會地位的提升之上；另一方面，這也顯示律師界的改革傳統仍然維持著積極與旺盛的影響力，未來如何繼續延續並擴大此一傳統，才是關鍵。
以下我們邀請三位人士，暢談對於律師法修法方向的觀察和分析，其中二位從局内人的觀點，最後一位從消費者/使用者的觀點，各自來談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律師形象。
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顧立雄律師
司法改革雜誌：睛問此次律師法修法草案的主要精神和重要議題是什麼？

答：律師法最近一次大幅度的修正，是在1992年，到現在已經17年了。當時最重要的一項條文，是納進了律師的使命，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另外，當然也要求律師應遵守倫理規範，精研法律及法律事務。在律師法第一條、第二條有關律師的使命與職責的大前提之下，開展當時的律師法的規範。但是，早在當時，就已經在爭論全聯會的組織架構的問題，也就是代表律師界龍頭地位的全聯會的組織架構，在當時就有相當程度的爭議。一直到今天都沒有辦法在律師界獲得共識，得到突破性的改革，延宕到今天。也因此，造成今日全聯會的資源貧瘠。
因為全聯會在體質上的孱弱，長期以來，只有靠台北律師公會在某種程度上兼顧為律師界發聲的角色與任務。當然，最近10年來，全聯會也有一定程度的發聲，但這是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透過與地方公會的結合來從事的。大家都體認到，這樣子是不夠的。相對於韓國、日本的全國律師公會，我們是明顯不足。連跟中國的中華律師協會比較，我們也很明顯不足。所以，這是本次律師法修正的一個主要待解決的議題。

另外的重要議題，包括律師的職前訓練、入會審查制度。譬如說，以前常出現一種情況，有些人在擔任公務員或法官、檢察官期間被停職，於是轉任當律師，但律師公會卻無法審查其資格，也沒有拒絶其入會的權力。還有，律師的在職進修、律師專門領域的認證、事務所的型態。我們要區分清楚事務所究竟是合署、獨資還是合夥，進而討論要不要規劃法人事務所？這樣做的用意是對消費者/當事人清楚表明事務所的型態，以便能充分對當事人負責。

還有，關於律師的懲戒制度，目前是採委員會的型態，要不要更法庭化？另外，還有律師倫理的加強，目前已有律師倫理規範，我們要討論是否需要在律師法内進一步的加強。另外，還有律師的取證權，以便跟檢察官取得武器對等，這部分也需要在律師法内規範。還有律師執行業務的範圍，大家一直說律師的業務被其他人侵蝕，如代書、會計師等等。最後，律師參與公益事務的禁令的明訂，甚至還有有關律師
責任保險，外國法事務律師進一步規範。沒有取得律師資格者執行律師業務的處罰……等等。

律師公會的組織架構，涉及到會員如何透過參與公會，能夠達成律師的使命以及律師職責的促進。這兩方面，律師公會都責無旁貸。這也牽涉地方公會與全聯會如何協調，以達成資源的合理分配。

問：目前修法的方向如何落實律師的定位與理想？

答：律師制度的發展是市民社會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讓人民能夠接近公平與正義，也能監督有權力者，防止其濫權；也能透過個案解決法律紛爭，保障人民權益。因此，律師的職業是很有存在價値的行業，要落實這些目標，首要是律師獨立性的要求。要達到此一目標，除了保障律師擁有行使業務的獨立空間之外，公會的有效協助也很重要，讓個別律師有力量抗衡政府對人民的迫害或濫權，這一重要的機制也牽涉公會的獨立性。

聯合國在1990年於古巴哈瓦那通過的「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中講得很清楚：「鑒於充份保護人人都享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無論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或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要求所有人都能有效地得到獨立的法律專業人員所提供的法律服務。」
讓人民接近律師，是民主法治國家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要達成這個目的，一個獨立的律師制度、獨立的律師公會相當重要。

相對而言，聯合國也要求律師要遵守相當高的倫理規範，一方面律師享有很高的獨立性，確保能對抗政府濫權；但另一方面，也要求律師維持高標準的倫理責任。

若不確保律師的獨立性，就會像中國的律師，行政機關不願意看到一些辯護律師出現，就會打壓、甚至追訴的手段，它不會跟你談律師倫理或律師自治，它會直接用檢察官或公安來對付你，甚至律師協會也會加入打壓的行列。

最近看到報紙報導，疆獨暴動發生之後，新疆的律師協會要求所屬會員不可以隨意接維吾爾族異議份子的案子，要跟協會報告，這就是律師協會不獨立，受到行政機會很大的制約，在這樣沒有獨立空間的律師協會與律師制度，律師的獨立性就成空談，人民要求律師專業協助以確保在法律程序上受到公平對待，能夠接受公平審判，也就成為空談。問：如何強化全聯會的功能？
答：律師自律的精神在於，強調律師倫理的高標準勝過刑罰，透過高標準的自律來抵抗政府的外部干涉。高標準的倫理要求的一個要件是，對於倫理規範的解釋權在於律師公會，公會的解釋要讓人信服。這必須做到強化公會的組織架構、公會的自律以及公會的研究能力。另外，這不全然是司法不能介入審查的，做完一個自律動作之後，接下來讓受懲戒的人能向司法機關尋求救濟。先自治自律，若有任何不滿，再由司法進入做審查。倘若全聯會資源夠多，能夠處理所有這些事務的話，會員就會產生警惕。首要就在解釋要能具體明確，隨時能夠因應會員的需求，做出適當的解釋。

問：目前律師法修法草案大幅強調全聯會的功能，但是全聯會的資源又嚴重不足，是否有矛盾之處？

答：日本的律師公會組織曰辯聯一年的預算是我們的好幾十倍，現行全聯會的預算規模一年只有1000多萬元，曰辯聯大概有新台幣數億元的規模，這樣當然就有足夠的專職人員，才有辦法達到我們想像中全聯會應有的功能。現行全聯會的預算規模當然是不足以達到。這就要提高全聯會的預算規模。若是能在全聯會現有的6000名執業會員的規模下，參照其他先進國家的會員平均負擔，以不高於別人負擔的為原則，將會費在全聯會和其他地方公會之間做一重新合理分配，我想全聯會的預算可以往上拉高好幾倍。

問題在於各地方公會願不願意釋出它的資源，這是現在大家沒辦法達到共識的地方。以地方公會擁有 1000名會員的情況來說，可能在地會員只有幾十名，其他都是兼區會員，地方公會要服務在地會員、或負擔在職訓練的功能其實很單薄，但是收取的資源卻很多。如果能改採「加入單一公會，便能全國執業」的做法，問題就大部分被解決。譬如，台灣現在每位律師平均加入3到4個公會，要繳3到4份會費。如果以不增加會員會費負擔為前提，只要加入台北公會，繳跟以前相同的錢，就能在全國執業；我們再衡量維持個台北公會功能的必要預算是多少，剩下來的錢就
繳給全聯會，這樣全聯會的年度預算馬上可以提高3

倍。

以日本來講，會員的會費是新台幣數萬元，這是我們所不能想像的。中國的中華律協，每年會費也有 2萬1000元台幣之譜。台灣律師倘若只是加入一個公會，會費是遠低於這個數字。但是，事實上我們不只加入一個公會，而是加入很多個，所以不能以加入一
個公會的金額來算，這樣每個公會分配的資源太少，也與實況不符。

所以，應該以加入公會平均數所繳納的金額來看。若是按照前面所說，在全聯會與地方公會之間作一資源合理分配，這樣就能大幅提高全聯會的預算，也能聘請專門的會務人員。譬如說，律師的使命在於保障人權，那麼，公會當然要對任何可能涉及人權侵害的事件及時表示意見。為了促進民主法治，對於法案也要做正當的立法遊說，這都需要人力。另外，律師的執業權益、律師的懲戒都需要人力與物力的投入。當然，我們不能說要達到曰辯聯的水準，但只要能將資源做一個合理分配，全聯會就能發揮很大的功能。

問：台灣律師公會的組織架構為何分散、零碎化，不像日、韓有一個整合的架構？

答：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也經過了很大幅度的改革，而且是在盟軍占領下，不是出於自己的意願。韓國基本上是學日本的。台灣之所以無法進行有效改革，可以分為歷史因素與内部因素兩方面來看。

歷史因素是，早期全聯會是代表「全中國」的律師公會，所以，在很長的時間内是不容改選的。沒有公會民主化、自律自治的概念，它長期由一個單獨的秘書長把持，沒有任何運作，也沒有任何發言地位。到了解嚴之後，才開始有理事長制，好不容易才開始能夠提升地位。

這時，内部因素就出來了。在1992年全面推動修正律師公會組織架構時，律師内部沒辦法取得共識。而外部社會對這件事也沒有太多關注，大家都在關注司法改革、關注檢察官和法官制度的改革，對於律師制度改革，外界沒有太多督促。於是，真正關注這個議題的只有律師，但律師沒辦法取得共識，一直吵到現在。

問：在台灣，律師界重視人權、重視民主參與的傳統如何形成？

答：大環境的改變，解除黨禁、解除戒嚴，給律師的自主化和社會參與創造了條件。從1992年開始，由台北公會為首，律師參與了整個社會改革運動。當時台北公會的所有理監事席位都由文聯團拿下。

文聯團只是參與台北律師公會的一個鬆散組織，但是它帶動了一種文化風氣，它要求公會不只是服務會員而已，還必須「對内要做事，對外要有聲音」。這就是一個基本態度。

「對外要有聲音」這個要求，從律師之間的交流、溝通建立共識，最後慢慢開枝散葉，從現在來看，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有些律師投入了婦權運動，有些投入環保議題、人權議題等等。台北公會又很願意跟一些社運團體結合，別人只要邀請，台北公會都很願意配合參與，所以它也舉辦了很多活動。當然，前提條件是解除戒嚴、台灣民主化，大家不怕被鎮壓了。這些發展大多是從弱勢面來發聲，是來自左傾的聲音，要求政府重視弱勢的處境。台北公會建立了這樣的風格，進而擴散出去，帶到全聯會，帶到各地方公會，讓大家逐漸認識到，律師是站在弱勢的立場發聲的。

這聽來好像有點矛盾，在社會的刻板印象中，律師往往是替有權有勢的人服務。但其實這不是律師真正應該扮演的角色，律師應該是為弱勢者發聲，幫助各個領域的弱勢者。這也成了台北公會的主軸，形成一個傳統。二十幾年來，這樣的信念和實踐，其實也讓律師的社會形象與地位有所提升。
司法改革雜誌：謝謝您接受這次的訪談！
民間司改會董事長黃瑞明律師
司法改革雜誌：您對這次律師法修法有何期待與建議？

答：我認為，除非能夠改採「單一公會登記，全國執業」的辦法，才能有真正的改變。這是唯一公平的辦法，倘若我參與修法討論的話，一定堅持這點，沒什麼好妥協的。我認為，其他枝枝節節的修改，意義都不大。

目前兼區會員制度採行的只有桃園公會，會員每月只有少新台幣100元而已，入會費少一萬元，但我覺得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成為兼區會員之後，還是要加入地方公會，還是要繳會費，還是由當地公會統籌運用。正因為這樣，很多地方公會財力龐大，但全聯會相對非常弱勢，每年從會員那兒收到的錢非常少。

所以重點不在於是否造成會員在執業上的不方便，會員繳錢給誰都沒問題，重點在於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全聯會。到目前為止，整個律師界在社會的形象與地位，還有對促進法治的精神，大部分都是靠台
北律師公會在推動，全聯會就是缺乏人力、物力，只能靠少數熱心人士用做公益的心態來處理，這樣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

更可怕的是，這種分配資源的方式，顯現出律師重視短暫、眼前個人利益的心態，沒有把整體社會的進步當作是律師應該負起的責任。每個人都想把資源放在身邊，讓自己人來用，用途都是短期、消費、福利性的滿足，譬如郊遊；把這一代人能夠享受到的趕快享受完，沒有考慮到整個社會的提升和下一代律師的社會地位等等。

我們跟先進國家比起來，台灣律師的社會地位，以及能在政治與社會改革中發揮的影響力，其實是滿低的。目前在社會上比發聲力道比較強的，反而是民間司改會和台北律師公會，全聯會是沒有聲音的。民間司改會完全是靠募捐的錢，我們沒有固定會員，也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民間司改會推動的很多議題，其實應該是全聯會來做，律師在社會的發言與參與，本來就是全聯會的職責才對。

問：律師該如何自我期許，其他國家是否有值得借鏡的地方？
的律師全面國際化，因此特別加強律師的語言能力，

以便和國際接軌。我覺得，這從提升韓國國力以及提升韓國律師地位二方面來看，都是相當有魄力的動作。最主要的是，他們展現的胸襟和企圖心。反觀我們的思維方式，就是如何阻止外國律師來台灣執業，設限，把大門封起來。反觀別人的想法就是如何把自己的能力水準提升，到國際上去競爭。

我曾在司改十年研討會寫過一篇《從德國經驗看司改10年》，其中提到德國的律師節大會，他們關心的角度是，今年全世界各國當中，有哪一個人權工作者値得德國律師界給予表揚，他們關注的角度是：第一，人權；第二，跨出德國到世界各地去關心人權遭受迫害者，給予支持。
—封面故事••社會的良心，人權的守護者
答：前一陣子，台北公會特別請了韓國和日本的律師公會來台灣，專門談這個問題，讓我們感觸更深。他們也都是在一個地方登記，就能夠全國執業，沒有哪個國家是像我們的公會組織如此零碎而分散，韓國和日本都比我們大很多。

特別讓我們感觸的是韓國律師公會所展現出來的胸襟和魄力。韓國律師公會設定的目標，是要讓他們
我特別觀察那一年德國律師公會表揚哪些人，他們表揚的是中國上海的維權律師鄭恩寵丨整個視野和高度都不一樣。這就是德國律師界關懷的眼光。我們整個法律教育，以及學校在教法律的老師，都沒有這樣的觀念和高度，只以考取律師和法官為最主要的關注焦點。

考試的内容又非常傾向實證法的内容，讓法律系的學生以為這就是法律，會用法條來解答，就是法律，但對於法條背後立法的用意和精神的理解非常狹隘，對於律師在社會上可以扮演的功能與角色，也沒有太多認知。甚至對於律師自己的歷史的理解也很貧瘠。

問：您認為還要強化哪方面的改革？

答：律師的自治和自律當然要加強，甚至律師公會對於入會會員有沒有審查權？過去有一些法官幹不好，大家認為最好的出路，就是出了事退下來去當律師。這種心態是把法界的垃圾推到律師界，這反映法界一個習以為常的觀念，就是心目中的垃圾是由律師去當的，律師是賺錢的地方。我認為律師界應該要有審查權，阻擋不好的人進來。

另外，律師懲戒現在是由高等法院的律師懲戒委員會來做，組成方式是由律師加學者和法官。我認為，應該仿照德國的方式，全部交給律師處理，讓律師自己來愛惜自己的羽毛。現在官方還是不放心，不過這也要看律師自己爭不爭氣。我們常擔心官官相護，他們也會擔心律師自己坦護。他們不太信任民間會有一股很正直的力量，他們心目中的律師形象就是
在交際應酬、鑽營、想辦法賺錢，不相信公民社會之中會有一股更強大要求正義的力量。其實，以我在民間司改會的經驗顯示，民間社團反而更純潔，一部好的律師法也應該導引、培養正直的社會力量，一個民間自發的社會力，其實比政治力更重要。

問：您認為在律師自律方面還有哪些可以加強？

答：人力、物力要集中到全聯會才能發揮功能。譬如，民間司改會以前做過律師倫理規範範例，全聯會可以將國外相關的書籍引進翻譯介紹，現在顧立雄理事長的領導之下，正在進行倫理規範的整體修改。但我認為，我們在理論的層次上探討還不深入，直接去改法條，其實能夠修改的幅度不會很大。

重點是要在很多案例的討論當中，累積很多的經驗和智慧，這部分首先要對律師的定位，做很多法社會學的探討。這是目前整個法律學界最為缺乏的，也是對社會學分析的引入。大家只談法條，對於法條背後的社會背景與社會影響沒有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