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人權等於「不安全」？ 同志群交轟趴事件的人權省思

陳俞容

九十二個赤裸的男同志排排坐在地上的新聞畫面不斷重播，隨著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佈轟趴參加者的高愛滋與梅毒比例數字，以及對愛滋感染者參加派對的嚴厲指責，將同志群交轟趴事件再度推向社會集體恐慌的高峰。
同志轟趴事件整個執法過程存在著許多明顯的人權疑慮的問題；不過，同志與愛滋防治團體在極度負面的報導走向中，發出微弱人權呼聲，卻引來「對人權的關心超過對疾病的預防，不把愛滋防治當一回事」的批評。
然而，許多不當的做法和措施，其影響不只助長了社會中的同志歧視和愛滋恐慌，更令人憂心的是謬誤的疾病防治政策，是會具體地讓民眾陷入更惡劣的健康危機。
台灣一直把「貞潔」當成唯一、優先的愛滋防治策略，這種純為滿足道德人士某種堅持的呼籲，並非務實的愛滋防治策略；將單一性伴侶當成首要、亦即將保險套貶抑成不得不的防治方式。這是為什麼到現在，許多民眾對於「滿地保險套」不但無法視為「他們有努力實踐安全性行為」的表現，反而覺得震驚與恐怖。
警察甚至會將保險套當成從事或經營「性交易」的證物，這絕對會減低保險套的推廣，增加性行為發生時取得與使用保險套的難度。愛滋防治策略不應再污名化保險套，甚至抹煞其重要性；畢竟，是否畢生維持單一性伴侶或禁慾，可以說是個人的道德選擇，但全程使用保險套卻是人人應盡的社會責任。
另外，對男同志消費場所臨檢時「附贈」強制驗血（愛滋），在新聞報導中時有所聞，但在性質類似的異性戀娛樂場所卻不會這樣處理。「因為是男同志，所以要強制驗血」的做法，在台灣不斷強調「危險族群」的愛滋防治政策下，似乎也成了必然的結果。
台灣一直不肯以平實的方式，對全民進行愛滋防治教育，介紹愛滋感染途徑、預防方式，以及教導群眾如何與愛滋感染者和病人相處；反而不斷強調高危險群，使一般大眾自外於愛滋防治，當民眾身處愛滋防治的無知狀態，等於被剝奪了個人的健康照顧權。
在這次事件中，許多人也不解為何同志與愛滋團體反對罪犯化愛滋感染者。在愛滋防治條例中，感染者明知感染卻隱瞞而與他人從事不安全性行為，是要受到重罰的。但實務上來說，這種入罪只會造成篩檢意願的低落，因為在知者有罪、不知者卻無罪的情況下，誰願意知道呢？此外，警方任由媒體對轟趴參與者拍攝、疾病管制局提供轟趴參與者與愛滋感染者名單比對等，也都是侵犯人權的作為。
許多國家從喪失大量健康青壯人民的血淚經驗中得知，「人權」是有效防治愛滋的唯一基礎。人權低落、罪犯化只會讓感染者以更悲情和隱匿的方式生活著，反而對整體愛滋防治造成更大困難。而失敗的愛滋防治政策，正是健康者權益最大的威脅。
我們相信，只有當有一天所有人不再推卸自己健康與行為的責任，而保險套不但不再帶著污名、更能夠正面發展出戴保險套才夠盡興的想法，愛滋防治才可能真正奏效。（作者為性別人權協會文宣組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