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見的舊同學－當徐自強遇上蘇建和三人

高榮志、邱麗玲

遇見
要怎麼說，人生的遇見應該是一連串的偶然。人和人如此，事和事也是如此。在發生汐止命案之前，蘇建和不認識莊林勳，只和劉秉郎是朋友，但打了二十幾年的官司，待了十幾年的看守所，也能算是「生死之交」了。
至於徐自強，也許本來與他們三人不會有任何的交集。但沒想到因為「不曾幹過的案子」，讓他與蘇建和三人一起「在裡面」過；就算沒有住在同一個舍房，也算是待在同一個「圈子」裡。一樣的燈光，鄰近的空氣，接近的朋友，放風時的彼此照面，「冤案圈」的「有名事主」…，種種條件勾勒起來，彼此也算是「認識」。
或許，他們都曾想過在「裡面」走完一生，但沒想到的是，會在「外面」遇見。這天是2012年8月14日的艷陽午後，場景就在民間司改會的小餐桌前。
人不親「土親」
掠影過往，是他們四人見面打招呼的方式。畢竟，這是他們最大的交集。劉秉郎與莊林勳提到許多人名，或是管理員、或是同在所裡的舍友，並和徐自強逐一「確認」。他們快速又俐落地聊著這些人的起起落落，節奏快到外人無法插嘴，內容也「博大精深」到聽者必須快手筆記以免錯過。
綽號像是代號，行話加上縮語，「裡面」活脫脫是一個秘密組織，就像兄弟會或天地會之類的。也算是一個社群吧，區隔造成了差異，差異化辨別了內外的不同。涇渭分別，雖是人為的，卻又如此真切。每一個劃分，都切開了人的記憶、情緒、感
受、與認同。
小圈圈裡的小圈圈
四個人都不約而同提到，裡面只關兩種人：鐵齒的、沒錢的。鐵齒的是絕對相信自己有贏面，沒那麼衰，結果一輕忽，就「進去」了。沒錢的則是因為請不起律師幫自己辯護，所以也「進去」了。至於這些人呢，則又分成兩種：會活的、不會活的。會活的，要計較，因為「著要生活」，要活下去。不會活的，就不太計較，人之將死，不用太計較。
死亡，總是那麼有重量。不會活的，不和人計較，人家也就不太和他們計較。「同學」們之間好來好去，所方也常睜隻眼閉隻眼，只要不惹事生麻煩就好。
莊林勳說起一件無奈往事：定讞後一度想說快執行了，便把所有寢具、日常用品都先交待妥當，能用的、能給的，都送給室友。室友也開心感謝，未料蘇案不斷出現新的轉機，法務部長不敢貿然簽署死刑執行令，反而是較晚定讞的室友先被「打掉」，執行前就一直抱怨是因為拿了他的東西太「帶屎」，不吉利。可知在裡面常常天地不靈、萬事無應，各種價值或信仰總有其生存的門道，寧可信其有，生活才能比較舒適坦蕩。
律師、狀師、無師
有趣的是，四個人也都提到，律師去律見時，噓寒問暖的多，討論案情的少。蘇建和說，「廢話，我就是不在場，就是沒參與，對於一個完全不知道的經過，能夠談什麼案情？」徐自強的意思也差不多，沒去作案，哪有案情可言？十幾年的訴訟下來，能談的都談完了，開庭也總是在那幾個地方打轉，法官信處恆信，不信處恆不信，該說的，都說過了，能講的，也都講了。與律師之間的關係，到後來比較像是朋友。不過，久病或許成良醫，但纏訟卻不一定能成狀師，每次開庭前，多少都還是會緊張，有律師來律見，心裡多少會踏實點。
也提到自從有了法扶制度之後，真的「差很多」。以前，案子打久了、也打爛了，糾纏在司法程序裡，千金散盡，到頭來就只剩自己一個人，狀子只能咬牙努力寫，尤其是上訴第三審，掰不出來也得掰。現在有了法扶的律師，三審的狀子有人幫忙，真的「差很多」。
過去，通常是舍友之間比較懂法律的、比較會寫狀子的，會義務幫忙，免費撰狀，當作是在替自己累積功德，總相信幫助別人幫多了，多少會回饋到自己身上。不過現在時代不同了，除了可找義務的「同學」幫忙撰狀，以及法扶的律師之外，更有「酌」收費用的舍友，選擇更「多元」了。
後悔愛上包青天
四個人從包青天聊到宋慈，一直爭辯著究竟是真有其人，或是稗官野史的虛構人物。的確，包拯確有其人，史稱剛毅清節，但民間熟知的故事並非史實，而是清朝《七俠五義》小說之流傳與改編。宋慈這人及其所著之《洗冤集錄》也為真，乃為傳世的古代法醫學著作，近期因被改編為電視劇而廣受討論。
只是，無論人物是否為真，情節是否虛構，影響大家甚鉅的，似乎是那故事背後飄緲難測又隱然幽微的「包青天幽靈」。蘇建和三人都說：「其實應該要死在警察局的。」那年，他們才19歲，根本搞不清楚警察、檢察官、法官有什麼不同。三個人在汐止分局被打得很慘，探究起來，根本就是警察的包青天幽靈在作崇，簡直是包青天上身，若不招，就用刑，一切
似乎天經地義。
弔詭的是，蘇建和三人心中也有包青天幽靈。他們被警察刑求，卻天真地相信「上級長官（檢察官）或法官，一定會還他們清白。」畢竟，「我們真的沒有做呀！怎麼可能會變成是我們做的。」他們相信，警察只是一時的誤會，總有一天會水落石出的；在警局時，也只能這樣樂觀地相信著「上級包青天」的出現。
徐自強則比較「幸運」一點。案子已經到了一審，他擔心被栽贓而死無對證，所以趕緊出來投案說明，並且相信台灣的司法一定可以還他清白。我們似乎也該慶幸，「案子已在法官手上，還好法官不打人」，徐自強從來沒有被刑求過，但是，「進到看守所，看到亂七八糟的事情，隔天就後悔了」，徐自強這樣說著。不應該投案，不應該相信包青天。
莊林勳也說，第一次被判死刑時，心裡的聲音是：「怎麼可能？」「怎麼可能？」怎麼可能這樣就被判死刑？經過了看守所十餘年的「淬湅」，他終於慢慢知道，受司法冤屈的不在少數，自己竟然是再也平凡不過的「其中一個」案子。
四個人的心情都是類似的，一點一滴，對司法失去信心，對週遭人事物失去信心，對自己也失去信心。是的，也慢慢知道自己對包青天的信仰，是那麼地無知與可笑。他們對司法體系的理解，是越來越「成熟」了，也越來越難奮力掙扎。於是，莊林勳又
說，第一次被判無罪時，心裡又響起相同的聲音：「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包青天復活了嗎？
「見證」刑事司法的進步
四個人都完全同意，台灣的刑事司法是真的有進步；儘管仍不如人意，但已經是「好太多了」。或許該這樣解嘲：從0分到59分，已經算是「突飛猛進」。
常以「小弟從事司法實務20年，職稱是被告」作為開場白的蘇建和說，以前開庭，「都嘛是站著」，哪有椅子可以坐，還要全程帶著腳鐐手銬，法官自然而然就是高高在上，人民都是被審判的客體。後來《刑事訴訟法》大幅修正，被告可以坐著應訊了，但在法院還來不及裝潢的那段期間，被告也還是要站著應訊。「可以有一張椅子坐，最要感謝的，其實是裝潢工人的速度。」他們這樣自嘲著。
也說到現在的警察「已經很好了」，「不會隨便打人了」。而且，以前的警詢筆錄，連「問：是否不用請律師到場？答：是」的文字，都已事先影印好了，其無視人權、不理被告受辯護權等行徑，都不是多難以想像的事。
接軌
莊林勳和劉秉郎都說蘇建和是個「奇葩」，因為很樂觀、也不需要抽菸解悶。蘇建和提到，他相信100個人裡面，會有50個人是好的。一般人如此，法官也如此。所以他相信，會有一半的一般人、一半的法官，相信他們是冤屈的，而自己也總是會有一半的機會，遇上這些人。
但是，他也承認，在蘇爸爸過世時，他一度短暫地放棄自己的官司、自己的人生，因為，最相信他、最支持他的人，已經不在了，似乎再沒有什麼值得努力的目標。
沒一會兒，大家也開始笑他，「後來總算還是『失守』了。」就在進了監所6、7年後，蘇建和還是學會抽菸，直到現在依舊戒不掉。徐自強則是恰恰相反，幾年前把菸戒掉了，問他為什麼，他只是靦腆地說：「啊就對身體比較好。」看來，雖是身繫囹圄，外界團體的強力倡議，仍可翻越高牆。
要面對監所裡無奈又真實的人生，或許需要一些緩衝；然而，真的回到現實社會了，是不是真能「無縫接軌」呢？蘇建和說三人剛出所時，由於案件還在進行中，辯護律師極力要求他們三人務必遠離爭議、避免事端，所以蘇建和說他搭公車時，雙手都一定高舉，緊緊握住扶手，就怕被指控對女乘客性騷擾；莊林勳則說，坐火車、搭捷運時，一定要遠離人群，最好是窩在車廂裡的角落，「像小媳婦一樣」，才會覺得比較有安全感；劉秉郎則說著剛出來的前兩個月都不太敢出門。「那多久之後才能適應一個人晚上出門？」「半年。」他直言不諱。這些都是他們和社會
重新接軌的過程。
相較而言，徐自強則顯得較為怡然，除了覺得電腦科技日新月異、怎會人手一隻智慧型手機以外，對於社會和週遭環境，似乎比較沒有太大的隔閡感。至於為何會有如此淡定的感覺，或許可以用他的一句話來總結：「都已經進去那麼久了，看了那麼多，也有那麼多舍友被執行了，人生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比較知道自己要什麼，再看不清、想不透，就『有樣金
害』（真的很糟糕）了。」
這一天，我們瞧見了四個「前死囚」，總計遺失50年的「燦爛輝煌」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