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無情，白玫瑰暗凋零

林裕順

被害人暗夜哭泣
2010年9月25日,法院輕判性侵女童案件,挑動人民司法積怨,引發民眾湧上街頭,訴求擴大「性侵犯罪保護對象」,儘速通過「法官檢察官評鑑法」,以及設計建制「專家證人制度」、「公民參與審判制度」等等法律增修(註一)。本項社會運動司改訴求,不僅反映一般國民對於刑事審判的無奈、不滿,並且突顯犯罪被害人歷經訴訟過程的孤單、無助。然而,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司法救濟乃社會正義最後防線。刑事審判不能違背「公民參與」、「頭家意見」民主機制。同時,刑事審判不能忽略受害當事人「訴訟參與」、「被害心聲」弱勢救贖。蓋犯罪被害人乃權益遭受侵害「案件當事者」,刑事審判若不能貼近民意「聞聲救苦」,獲致包括被害人等全體國民肯認支持,司法公信終將無以為立(註二)。
被害保護之時代動向
「刑事制度被害人地位之歷史,彷如程序上排除被害人之歷史。」就犯罪追訴制度沿革而言,原本藉由私人報復回復社會秩序,因時代演進國家組織漸趨完備,犯罪追訴處罰責任轉由國家機關承擔。另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刑事制度,訴訟過程由審、檢機關與被告、辯護人擔綱,進而犯罪被害人雖遭權益侵害之「當事人」,訴訟過程卻仿如受到遺忘的「邊緣人」(註三)。蓋現行刑事司法制度,受害者或為證人供述被害,任憑差遣形同證物,或列席旁聽無可置喙,隔岸觀戰有苦難言。
有謂犯罪被害人因他人犯罪遭受「第1次」傷害,刑事救濟若未兼顧被害處境不免「第2次」傷害,甚至不信審判自我放棄形成「第3次」傷害(註四)。東瀛日本參考歐陸法制,體察刑事程序被害人之定位過於消極、被動,修正制訂「刑事訴訟法」、「犯罪被害人權利保護法」制度規範,增訂被害人等得直接參與刑事審判之「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並藉刑事判決結果請求損害賠償之「損害賠償命令制度」(2008年12月1日施行),用以保障犯罪被害者權利利益,對照我國現制他山之石或可攻錯(註五)。
被害痛述「無關痛癢」?
我國刑事訴訟法於第271條第2項明定: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被害人之為告訴人者,同法第271條之1第1項規定:告訴人得於審判中,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再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之條文規定,僅賦予「當事人、辯護人、代理人或輔佐人」等有調查證據之聲請權。因此,我國實務判決亦多認為:「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並無聲請調查證據之權,如其陳述之意見,僅屬個人之揣測或空泛之詞,在訴訟上已失卻參考價值,或於判決亦不足生影響者,縱未於判決內說明其不予採納之理由,究仍與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有別。又所陳調查證據之意見,倘依卷內資料判斷,尚無足以啟動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情事,即使法院未為調查,當亦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可言(註六)。」
被害痛述「刑罰參考」
換言之,依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程序條文規範,被害人、告訴人得陳述意見立法意旨未明或僅止於教條宣示,似作提醒法院注意證據調查之判斷參考。同時,制度設計上意見陳述非屬被害人訴訟權利,相關被害痛述於訴訟程序或「船過水無痕」,即使被害人肺腑之言真實感受,對於法院審理判決或無關痛癢。對照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2條之2規定:「法院對於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有關被害心情或對案件有所陳述之聲請時,應使其於審判期日陳述相關意見。」該國刑事審判機制設計上,考量被害人若無主動參與之機會,實難符合「案件當事人」對於刑事程序最為關心之需求,故被害人不應止於接受詰問之消極、被動角色,在未變更檢察官、被告對等當事人定位下,賦予相關意見陳述之權利(註七)。同時,被害人藉由本條規定之訴訟機制,說明個人遭受犯罪侵害的苦痛心情,以及對於犯罪處罰意見主張等等,均可用作法官裁量刑罰輕重之參考(註八)。
「訴訟參加」被害人權利
我國有關犯罪被害人刑事程序規範,類如偵查階段之告訴權(刑訴法第232條)、偵訊時被害人陪同(第248條之1);對於檢察官案件處分得聲明異議(第255條)、請求交付審判(第258條之1)或自行提起訴訟(同法第319條);以及於檢察官實施認罪協商得適時表達意見(第455條之2)等等。可是,公開法庭審判程乃真相釐清、法律適用及刑罰輕重之關鍵時刻,現行法規定被害人如同前述僅可供指喚而為證言,以及「必要時」陳述意見(同法第271條)等,被害人與公訴審判程序中並無其他權利保障機制。日本公訴程序設有「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對於因受生命、身體、自由一定重罪侵害,而希望參與刑事訴訟程序之被害人等或接受其委託律師,1.審判期日得進入法庭審判區域(BAR),2.與檢察官並肩而坐提供意見,3.實施證人詰問及4.被告詰問,或5.同檢察官論告求刑程序陳述意見。同時,對於經濟弱勢等之犯罪被害人,該國亦設有國家選任「義務律師」,免費協助被害人落實程序相關訴訟參加之法律扶助機制(註九)。另本項制度設計基本構想,並非將參加訴訟之被害人,視為等同被告及檢察官之訴訟當事人,而僅止於維持現行被告與檢察官之當事人進行主義制度下,於一定限度內承認被害人等得參與檢察官公訴活動。
檢察官與被害人「兩人三腳」
因此,日本訴訟參加之被害人並未具訴訟當事人的地位,被害人不能獨自變動公訴事實內容、請求證據調查,或上訴救濟。另為能避免影響證據審理事實調查,若被害人訴訟過程預定「證人」身份出庭作證,則不能再以「訴訟參加人」身份出席在庭。參加訴訟之被害人實施證人的反對詰問,僅限於證人供述情況事實並未及於相關犯罪事實。並且,言辭辯論程序事實認定或法律適用意見陳述,並不能作為證據認定之基礎(註十)。
再者,為維持當事人進行主義制度運作,參加訴訟人被害人之相關權利,應事先向檢察官提出聲請。例如,訴訟參加被害人有意行詰問證人或被告時,應預先向檢察官提出聲請,受理本項聲請檢察官先行確認內容,認為自己實施相關詰問為當者仍可自行為之,若認為訴訟參加被害人實施較為妥適,則使該訴訟參加被害人為之,藉以防止程序紊亂、爭點失焦具有實益。因此,於本項制度設計之前提,被害人和檢察官密切合作、充分溝通不可或缺。檢察官相關公訴權限行使,對於訴訟參加被害人之意見陳述,若檢察官未符合訴訟意見自行實施訴訟行為時,應向被害人說明該項理由(註十一)。

「損害賠償命令」~民刑糾紛一次解決
歷來,犯罪被害人若要提起民事程序要求賠償,通常必須於刑事裁判外另行向民事法院提起訴訟。日本刑事審判程序新設「損害賠償命令制度」,於刑事裁判終了後,原審刑事法官接續進行民事審理,以藉同一審判程序解決民事、刑事爭議糾紛,減輕犯罪被害人因訴訟程序所受精神苦痛與負擔。本項簡易、迅速救濟新制,亦可避免刑事、民事程序裁判矛盾或不一致情形。
「損害賠償命令制度」適用對象之犯罪種類,與被害人訴訟參加之適用範圍幾乎一致,惟排除業務上過失致死及重大過失致死傷罪之案件。蓋類似此過失致死傷的訴訟案件,若被害人亦有過失相關過失相抵影響賠償多寡,故類此單屬民事賠償爭議焦點,或致刑事審理延宕案件,並未適用本項制度(註十二)。另損害賠償命令之審理,限於同一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並於刑事終局判決經宣告後方得實施。且損害賠償命令之審理,除有特別之情形外原則上應於4次審判期日內終結,若相關民事審理曠日廢時,則移轉民事法院進行相關訴訟程序(註十三)。
犯罪被害人≠司法邊緣人
被害人乃生命、身體等受到重大侵害之案件當事人,但長久以來於刑事司法或社會輿論卻總「受到遺忘」。犯罪被害人乃身心受苦權利受害之「案件當事人」,但刑事程序條文規範卻非「訴訟當事人」(刑訴法第3條),或背離被害人等一般國民之期待,也失去社會大眾對於刑事審判之認同。為提昇司法公信,包容多元意見,架構具開放平台,似應將被害人觀點、立場引進刑事訴訟程序。並且,犯罪被害人除犯嫌、被告外,乃最關注刑事審判程序者。刑事司法建制「國民參審」反映人民聲音,邀請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同是先決條件。蓋為保障市民之自由權利,相關犯罪嫌疑人、被告之正當程序保障理所當然,惟釐清事實真相、犯罪動機,並於審判程序正確反映被害者心情、立場,同為國民期盼司法審判應有之功能(註十四)。
司法院釋字第507號解釋:「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此項權利自亦包括人民尋求刑事司法救濟在內,是故人民因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加害之行為人因而應負刑事責任者,被害人有請求司法機關予以偵查、追訴、審判之權利,此項權利之行使國家亦應提供制度性之保障。」日本修法新制被害人得以進入審判區域,確保事實真相釐清、維護被害名譽,以及實現公平刑罰(註十五);另利用刑事審判結果,被害人簡易、迅速獲得民事賠償,減輕訴訟負擔並免裁判歧異等等司法變革,頗值我國落實犯罪被害者司法人權保障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