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有一天，我成為冤枉的被告…… -「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在場」專案在花蓮的一週年
蔡雲卿
2007年7月20日，花蓮的陽光燦爛，是一個美好的日子。
回想那一天，本會為了推行「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在場」專案，邀請花蓮縣律師公會、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以及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等單位，共同在花蓮分局會議室召開說明會。會議由花蓮分局副局長曹寒青、本會會長謝政達共同主持，出席貴賓有基金會秘書長郭吉仁、花蓮律師公會理事長鍾年展、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黃怡君主任檢察官，以及扶助律師、花蓮分局轄區派出所所長、副所長、組長等70餘人。
這是破天荒第一次，律師和警官排排坐來談人權的保護。當時，大家試圖營造一種神聖的氣氛，以方便自我催眠及說服他人，偏偏在重要時刻，《國王的新衣》故事中那位天真無邪的小孩出現了：「各位弟兄們，敵人要來了，請大家做好準備」，突然，台上一片尷尬，台下一陣笑聲。我們不得不佩服這位所長的坦誠與勇氣，一針見血地告訴我們問題所在。
與「敵人」共處
2007年9月，法扶會開始試辦「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在場」專案。但合作對象尚不包括各地警察局分局，顯然警政署還沒準備好與「敵人」共處，這樣的結果讓我們有些失望，因為陪偵專案的主要目的，是鑑於犯罪嫌疑人於受拘提或逮捕後，常因不瞭解法律程序及所涉刑罰，或因單獨面對偵訊人員時產生之恐懼、無助感，而作出非真實、非任意性之陳述或決定。
而從訪談幾位曾轉介犯罪嫌疑人申請陪偵的警員中，更證實我們的看法，也就是說，如果警員本身是比較有人權意識，或較為認同陪偵專案者，他們在告知訊息時，多半不會再以負面語言阻礙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請。
我們也非常好奇，花蓮分局是如何看待他們的「 敵人」，以及與「敵人」共處一室的情形。前幾天，才轉介一位殺人罪的嫌疑犯向本會申請律師陪偵的蘇賢源小隊長，跟我們表達了他的看法。
他表示，平常這種重大犯罪案件本來就有全程錄影錄音，也會召開專案會議討論相關事證，所以，他們在問訊時，是非常有自信的，律師在場並不會造成他們困擾，而且還可以保護警員。也正是這樣，他們對於律師都很友善，會在詢問前讓律師跟嫌疑人有充分的溝通時間，製作筆錄時，也會讓律師坐在嫌疑人的旁邊，可直接而清楚地看到電腦螢幕畫面。
我們繼續追問：「陪偵專案對警員而言，您認為都沒有缺點嗎？」蘇小隊長靦腆地說出他的觀察。他提到某些案件有律師在場，會有一些微妙的作用。例如：犯罪嫌疑人原來是因殺人罪被逮捕，而警員可能有合理的懷疑，該嫌疑人涉犯其它案件，過去也許就會運用一些「偵查方法」以突破犯罪嫌疑人之心防，迫使其一併認罪。但現在有律師陪同偵訊，警員多少會有所顧慮，或即使用了相當手段，犯罪嫌疑人似乎也有恃無恐。
陪偵律師人數仍嫌不足
針對蘇小隊長的友善說明，我們求證曾參與陪偵的扶助律師，發現多數都肯定花蓮分局對於律師在場權的尊重，但有扶助律師補充，如果警員問話的態度可以再溫和些，以及提供給律師與嫌疑人溝通的空間可以更隱密些，將更完美。
影響扶助律師陪偵意願的關鍵是什麼？受訪的扶助律師都一致認為，陪偵的酬金，可能是重要的誘因，因為從警詢到地檢署的複訊，乃至法院的羈押庭，一路陪同偵訊下來，動輒數小時或十數小時，在這段時間，陪偵的律師什麼事都不能辦。如果沒有足夠合理的酬金，律師未必會挪出時間配合陪偵專案的排班。
確實如此，每當本會同仁收到花蓮分局轉介陪偵的傳真函，內心總有些焦慮。因為原來排班的律師往往都在忙，最後只好逐通電話拜託其他律師支援，由於花蓮在地律師人數約十餘位，而同意參與白天陪偵的律師有10人左右（大部分為精神支持，但需要時則分身乏術），志願擔任夜間及假日陪偵的律師，僅有2人，分別為本會會長謝政達、花蓮縣律師公會理事長曾泰源。因此，儘管花蓮分會尚未開辦夜間及假日的陪偵專案，但光是應付白天的陪偵申請，我們就感到困難重重。
陪偵專案在花蓮地區是否可能全面推廣？無論是警方或法扶律師都表示難度很高。偵查隊隊長郭汝俊表示，很多人都誤以為警察的態度是陪偵專案無法推動的罪魁禍首。事實上，員警的服從性最高，只要陪偵專案成為既定政策，或明文規範，並列為考核，當然有辦法全面推行。但花蓮地區幅員狹長，扶助律師又均集中於花蓮市區，且參與人數有限，律師是否能夠支援配合，才是最大的問題。
被害人家屬普遍不能認同陪偵制度
原先我們以為，陪偵專案能否成功推行的關鍵，在於扶助律師的參與人數，以及員警的認同與否；但在訪談花蓮分局的警員後，另外發現許多重罪案件被害人或其家屬，也是一股關鍵力量。
被害人或其家屬普遍認為，找律師幫壞人辯護，是助紂為虐，根本就在浪費國家公帑，故非常氣憤警員幫嫌疑犯申請陪偵律師，而被害人的不滿與憤怒，十分微妙地阻礙了警員告知訊息的意願，因為警員的角色就是抓壞人，潛意識裡難免會把陪偵律師當做假想敵，此時，如果有民意的支持，就會更合理化他們內心對於「敵人」的排斥與看法。
當然，我們可以用同理心來看待被害人或其家屬的情緒，也知道這代表多數民意的觀點，除非有一天，自己變成冤枉的被告，否則，一般民眾真的很難接受國家拿人民納稅的錢來幫助「壞人」，更不易感
受程序正義的重要價值。因此，未來向大眾宣導溝通陪偵專案的意義，是極為必要的，尤其民意會直接影響主政者的作為與不作為，如果要讓陪偵專案的權利內涵成為刑事既定政策，我們就必須放下身段與民眾對話，誠懇地告訴他們，陪偵專案並不是在幫重罪嫌疑人脫罪，而只在確保自白的真實性與任意性，讓有罪的人可以被定罪，冤枉的人可以獲得平反。
2008年12月22日，花蓮出現了連日來難得一見的暖陽，又是美好的一天，這天下午，我們舉辦了陪偵專案週年的分享會，在當了一年的「敵人」後，大家都變得很沉默，原來看似尋常的「人權正義」卻是最不平常的。惟有智者可以解答我們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