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如何迎戰兆元金融黑洞

梁耀鑌

九十三年十二月「司法改革」雜誌第54期，以「金融犯罪坐大，司法成『幫凶』」為標題，對司法的指訴可謂嚴厲。事實上，在過去四十餘年威權統治的政治環境下，黨國資本主義壟斷一切政經權力，以公營為主體的金融體系，享有最多資源分配籌碼，自然成為各方競逐的焦點。在這種情況下，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超額貸放等金融弊端，也就層出不窮。而黨國資本主義既然壟斷一切政經權力，則原可防止弊端一再重演的公司治理、金融監理等制度，就遲遲無法建立。甚至作為國家法意志代言人、負責犯罪追訴的檢察機關，也常因種種因素掣肘，而面臨犯罪偵查不易，致舉證困難。這時，如有人將所有金融犯罪的制裁不力，全部歸諸狹義的司法，亦即法官獨立審判的怠惰，想必是將複雜問題簡單化。話說回來，既然國家發生這麼多金融弊案，司法作為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自然應該在個案中彰顯正義，讓淘空金融機構資產的被告受到罪刑相當的處罰，並讓無辜的被害者權益得到應有的賠償。筆者作為司法體系的一員，可以深切體會人民對司法的高度期許。而這種期許，正是鞭策司法不斷努力的最大動力，也是身為司法人員的我們所應肩負的責任。「司法改革」雜誌已經針對金融犯罪的關鍵問題，提出非常深入的評析。筆者對於該雜誌的嚴厲指控，不想為司法審判做太多的辯護，倒是願意將自己從事刑事司法審判十年來，在審理金融弊案的些許心得，提出供大家審思。金融機構資產急速惡化在提出個人的心得前，筆者想要先說明國內的金融環境問題，也就是「兆元金融黑洞」形成的現狀。主要原因在於金融機構外部結構轉變（金融自由化）、資金外流（中國磁吸效應）及整體經濟環境不佳（不動產及股票均低迷），金融機構經營者為求高利潤或放款業務成長，時常有決策失當的情況（決策失當，係商業判斷錯誤，與金融犯罪無涉）。加上部分金融機構內部舞弊，且金融監理機關事先未能有效預防，事後又姑息，致國內金融機構資產品質急速惡化。依照中央銀行統計，國內金融機構逾期放款，自八十七年下半年起急遽增加，迄九十一年三月底，本國銀行逾放金額已增為新台幣一兆一千四百七十六億元，逾放比率達8/04％，如再加計應予觀察放款即廣義逾期放款一兆六千七百六十五億，逾放比更高達11/74％，即是本文所稱的兆元金融黑洞。面對這樣的兆元金融黑洞危機，近來政府極力推動金融改革，除設置金融重建基金、建立即時糾正制度、資訊透明化、金融監理一元化外，勢必要清理金融積弊，以重建金融秩序。而加速重大金融犯罪刑事案件的追訴，即成為重建金融秩序重要的一環，此所以近來起訴的金融弊案不斷的主要原因。司法既是為人民而存在的，則如何善盡職責，並呼應人民的需求，即是從事司法審判的法官們所不可懈怠的職責。筆者試著提出幾點淺見，希望有助於法官審慎、妥適的審結金融弊案。檢察官舉證是審結關鍵首先，檢察官作為國家法意志的代言人，在從事犯罪追訴時，其起訴除必須「特定被告」外，也必須「特定犯罪事實」，否則法院無法確定審理的對象及範圍，被告亦無法行使防禦權。而重大金融犯罪案件，因案情複雜，金額龐大，且為掩飾非法，均層層轉帳洗錢，審理此類型案件時，法官最大的困難不在於專業知識的不足，而是筆數多、金額龐大，整理核對困難，因此檢察官的善盡舉證責任，即成為迅速審結此類犯罪的關鍵因素。因為如果起訴前，相關帳目已核對清楚，且具體指明被害金額及被害人，則進入審理程序時，法官僅需就檢察官提供的證據，是否有證據能力及證明力作出判斷，案件將很快可以審結；相反地，如檢察官在起訴時未具體指明被害金額及被害人，僅泛稱受害人數千、受害金額數百億元，將一堆帳冊、傳票及報表未加整理，即全部移送法院，則此時法官在「審判獨立」的情況下，要獨力整理核對龐大帳冊，是有其實際上的困難。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實可依據不告不理的控訴原則，要求檢察官必須「特定犯罪事實」，具體指明被害金額及被害人，並善盡舉證責任。這種要求，除了有法律作為依據外，也符合審檢分立的基本差異。因為檢察機關為求有效打擊犯罪，講求「檢察一體」，亦即檢察官追訴犯罪係採「整體作戰」。行政院核定的「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即在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下設有「查緝黑金行動中心」，並在行動中心下設台北、台中、台南及高雄四個特別偵查組，另調查局下亦設有洗錢防制中心、經濟犯罪防制中心。據此，主辦檢察官即可協同其他檢察官辦案，並同時指揮數十位專業檢察事務官及數百位警、調人員同步進行偵查，亦可同時指揮數百位金融局及賦稅署等相關人員，進行查帳、核對等工作。甚至在製作起訴書時，亦可分工合作，各自書寫所負責的範圍。相較之下，法官負責平亭訟獄，依憲法第八十條規定講求「審判獨立」，不管是獨任或合議審判，都是「單兵作戰」，即便合議審判的三位法官，也不能分工合作，都是「獨力審判」，自然無法發揮檢察官整體作戰的效能。銀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機構，是從事「風險經營」授受信用的行業，如有不法授信案件發生，依相關規定，該授信案件不論以前是否已檢查，均必須再作稽核檢查，故金融機構內部一般均存有稽核檢查報告。當然，如果是經營者高層舞弊，金融機構內部的稽核報告，可能無法正確表達，因為「內部控制，通常僅能防止副總經理級以下人員舞弊，不能防止高層舞弊」。這是由於銀行內從事內部控制的稽核、會計人員均為董事長、總經理等高層人員所任命，任命權既在他人手上，衡情論理，銀行內從事稽核、會計人員即聽從有權任命者的指揮，故該稽核檢查報告通常對高層舞弊情形多所保留。法官要具備財經「一般常識」因此，法官在審理不法授信案件時，為快速明瞭不法授信舞弊流程，如果是副總經理級以下中、低階層金融人員舞弊的案件，向該金融機構調取該授信案件內部稽核檢查報告，即可清楚看出大概舞弊的流程。至於副總經理級以上高層舞弊案件，該金融機構內部的稽核報告，可能無法正確表達，必須另行向講求外部控制的金融監理檢查機關調取檢查報告。金融弊案問題往往牽連國內政經局勢的發展，尤其是財經動態方面的訊息及證據。以掏空金融機構不法授信案件為例，通常被告都會提出一份或數份的不動產鑑價報告，抗辯擔保品並無高估，貸款一切合乎程序，並無不法。而金融機構高價購買行舍，或以不值錢的不動產高價賣予公司，以便掏空公司的案件，被告也都會提出相類似的報告。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對國內外財經走勢及不動產行情，最起碼應具備「一般常識」，以便判斷被告所提出的不動產鑑價報告，是否合理客觀。因為不動產的現實價格，通常依交易的必要而個別形成，「同一不動產」常隨著國內外財經走勢，而浮動變化，且易受急於脫售或急欲購買等特別情況而影響價格，所以其價格異於其他一般商品，不易具備交易市場行情。不動產價格既不易具交易市場行情，且有異質性，每人對同一不動產價格的主觀認定即不一致，如二位估價師因其各別經驗及評估方法不同，對同一勘估標的鑑定價格往往會不一致。這時判斷擔保品「時價」多少，既缺乏一致確定價格，則授信案件有意訛詐舞弊之人，大部分均從擔保品「時價」下手，即拉高擔保品「時價」。因為評估擔保物放款值，其前提必先算出擔保物的「時價」。如拉高擔保品「時價」，所算出的擔保物放款值，亦相對提高。擔保物放款值提高，就可得到較高額的貸款。而拉高擔保品「時價」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與鑑價公司配合，提出一份虛偽不實的鑑價報告，或偽造不動產買賣契約。由此可知，判斷擔保品「時價」多少，不但造成金融機構授信困擾，亦同樣困擾審理此類型案件的法官。法官如欠缺不動產行情的「一般常識」，除非檢、調在偵查時已突破相關涉案人心防，涉案人已坦承鑑價報告或不動產買賣契約虛偽不實，否則法官很難認定該鑑價報告或不動產買賣契約虛偽不實。依目前刑事訴訟法新制，鑑價報告或不動產買賣契約，是否虛偽不實，法官就檢察官所提的事證，參酌鄰近使用性質及條件相同的不動產買賣實例價格、地政機關最後年期公告的土地現值、其他具有調查估價業務項目之專門機構的鑑估價格，暨事件發生時國內房地產走勢等綜合判斷，即可找出當時最接近不動產的真實價格。而這種國內外財經走勢及不動產行情等「一般常識」的建立，實有賴法官平時多閱讀、吸收相關財經報紙、雜誌的報導。另外，這些財經報紙、雜誌中，也往往有相關行業發展與特色、經營者理念及政商關係網路的報導，都可作為法院審理時的參考。法官多閱讀、吸收相關財經報紙、雜誌的報導，固然可以充實自己對國內外財經走勢的瞭解，但是銀行會計、稽核、授信等專業知識的充實，仍有賴深入的研究。這時，法院即可與各專門機構保持密切聯繫，設法聘請這方面的學者專家做專題報告（如臺北地方法院最近與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合作，聘請教授、會計師、證券或期貨公司經營人員擔任講座，向法官講授金融商品、查核簽證等專業知識），確保法官能深入瞭解。當然，負責在職培訓的司法人員研習所，更應廣開類似課程，讓有心學習的法官有機會學習。妥善運用專家證人雖然如此，法官實不可能瞭解各行各業的專業知識。這時，法官如缺乏金融專業知識，依目前刑事訴訟法新制，即可依檢察官、辯護人的聲請，或依職權傳訊主管機關承辦人員或學者、專家，以「專家證人」身分進行交互詰問，即可輕易解決法官專業知識不足的問題。而相關主管機關、政府設立的非營利性財團法人或其他民間非營利事業組織，也都很樂意提供這方面的專業意見，法官實應妥善運用專家證人的制度。銀行的經營者（即董事長、常務董事、董事、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經理），對授信案件的准駁，依金額大小，分別具有相當的權力及影響力，而受僱於銀行的授信及徵信承辦人員（含副理、襄理、科長及副科長等主管），對於授信業務的處理亦分別各負有相當的責任。亦即，銀行授信案件的核貸，依金額大小，雖由不同層級准駁，但如有不法授信發生，該負責的人並非僅最後准駁的單位。因為任何一件銀行授信的案件，都非一個行員可單獨決定，而是銀行內部授信、徵信行員及其主管間一致認可後的集體作業。因此，每一位參與者，就其參與的部分，應盡其注意義務，忠實執行職務，並均須簽名或蓋章，以示負責。在這種情況下，不法授信案件簽名或蓋章的行員、委員、理事或董事，就其參與部分是否涉及刑事責任，即須依具體情形個案認定。通常的情況，應依審理庭所呈現的事證，再審酌參與授信人員簽呈所表示的意見，或參與授信的委員、理事或董事開會發言所表示的意見，或明知不法仍緘默不語等等情狀，是否涉及不法逐一加以認定，以懲治非法，並保障依法行事的人。量刑採「兩極化刑事政策」筆者觀察形成兆元金融黑洞最大部分，要屬金融機構經營者高層舞弊，非高層舞弊而能掏空公司者，一般都是利用公司內部控制鬆散的情況，這種情形較為少見（如國際票券楊瑞仁）。法院在審理此類型案件，如認定金融機構相關人員有罪時，建議量刑時應採「兩極化刑事政策」。因為金融機構經營者如與財團掛勾，將金融機構當作財團金庫使用，為遂行其志，除操控董事會、理事會及放款審議委員會外，必藉由金融機構內部人事任命權及獎賞考核權，要求副總經理以下含各部門經理、副理、襄理、科長、副科長及各授信、徵信承辦人員，暨會計、稽核等內部控制人員配合辦理，造成上下集體舞弊。未配合者，如是中、高階主管，其主管職銜可能不保，如是中、低階授信及徵信業務承辦人員，其承辦業務可能因此被移轉他人辦理。而且未配合者的年終考績，拿到優等的機會勢必不大；嚴重者，可能在公司內部處處被金融機構經營者刁難，甚至被逼退。這種情形，可能是有身分保障，且審判獨立的法官較無法體會的地方。因為基於競爭及利害衝突關係，在職場上有時像「殺戮戰場」，依現今社會常情，金融機構中、低階授信及徵信業務承辦人員，如欲堅持己見，違反不可逆流的集體意志作業，勢必危及其職務，則在為五斗米折腰，而遊走法律邊緣配合上意，甚或共同參與不法的情況，固然可議，但這些基層人員如果不是主動謀議不法，且無收受類似回扣等不正利益，而僅是為保住飯碗，始棄守本份的情況下，雖不能免責，基於刑法的謙抑思想，量刑也宜從輕，如符合條件，更可宣告緩刑。相較之下，對於嚴重掏空金融機構資產，釀成國家金融重大災害的主要行為人，則宜量處適當之刑，及時彰顯社會正義，以遏止同類型案件的一再發生。（作者為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審判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