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與裂縫：席捲全球之刑罰民粹主義—John Pratt教授演講心得
林政佑、周愫嫻
來自紐西蘭維多利亞省威靈頓大學犯罪學系的John Pratt教授在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共同邀請下，2013年5月17日週五晚間在台大法學院舉辦了一場精彩的演講，演講係採開放制，當天吸引了約100名聽眾。周五晚間酷熱的臺大法學院校園，通常有安靜的老樹、熱鬧的植栽和凶猛的蚊子，今晚還增加了一場知識的盛宴。演講由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刑事法與刑罰學知名、生猛、充滿知識熱情的李茂生教授主持，李教授開場時表示Pratt教授的著作等身，特別是從歷史學、社會學、法律學、宗教等觀點切入剖析全球各國兩大刑罰極端陣營（英語系國家與北歐國家），觀察極為巨觀而深刻，有橫跨多國的比較軸線，又有近代西方歷史的縱深。他的著作空間是立體而多面向的。李教授也同意Pratt教授的觀點，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某種程度的確給了刑罰民粹主義足夠的養分成長。
Pratt教授出生英國，1980年代初在英國倫敦國王大學完成法律學位，隨後在律師事務所工作兩年，處理房產買賣公證契約等業務，但在工作一段時間後，發現了律師日常例行業務與自我心靈不羈的根本矛盾，他質疑法律的庶務與豐厚的收入似乎只能讓知識苗圃愈來愈枯萎，桎枯了原本可以自由飛翔的想像與探索，於是他放棄了穩定的工作，繼續進修，這個決定讓一心期待他從事律師工作的父母非常失望。在英國Keel和Shefield大學的犯罪學研究所中，他發現法律學知識系統中缺乏的一塊－－犯罪學。當他遇到犯罪學時，根據他表示，這就是他多年苦苦追尋的未知，當時犯罪學激發出他的熱情與愛戀，無可比擬，並以此為職志，30年不曾改變。Pratt教授在投入刑罰學與法社會學的路途中，也多次表示法學教育給予他治學上不可缺少的嚴謹邏輯訓練，犯罪學訓練則讓他檢視人性的本質、歷史的脈絡、不敢輕視政治經濟的影響力。本次演講隨後由筆者之一擔任口譯。在一個小小空間中，講者與百名聽眾、法律社會學與刑罰學，英國、紐西蘭與臺灣，繾綣了2個半小時「人、國度與知識」無疆界、跨領域之交會。
犯罪率下降 監禁人數卻上升？
John Pratt教授以移居了近20年的紐西蘭為例，說明該國近年來犯罪率下降，但其監禁人口數卻不斷上升，遠高於同是英語系的英國。箇中原因為何？John Pratt教授試圖從刑罰民粹主義來解釋紐西蘭近年來的刑事政策變化。
Pratt教授認為二次大戰以後，以英國為例，因為中央集權的關係，中央政府權力較大，政府仰賴專家學者等菁英的意見，當時政府制訂決策毋須特別考慮民意這一個要素，卻很重視專家學者共同研商政策的建議與方向；而且當時，各種民意調查機制，也尚未擴大使用，所以民意調查統計數字不會成為政府決策的重要參考。除此之外，英國當時候媒體也尊重專家學者的發言，並將這些建議妥善完整嚴肅地呈現在媒體上。這些因素使得當時英國能夠在多數民意不贊成的情況下，廢除了死刑。簡言之，當時整個英國政府的刑事政策是由菁英專家來決定，倘若當時就已經民粹主義發酵的話，可能會讓英國無法廢除死刑。
至1970年代以前，英國的刑事政策思想仍以教育刑和社會復歸為主，因此，英國的專家學者與政治人物都同意監獄的使用應符合最後手段性，避免監所成本耗費過大，且也贊成監所對於收容人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英國監所當時的收容人數可以維持穩定，不致過高。
1970年代以後，英國刑事政策思想開始轉變。過去20年以來，英國與紐西蘭的監禁人口數大幅提高一倍，再也不認為監所收容應該要具備最後手段性，在隔離無害論思維的影響下，英國監獄有五分之一收容人是以類似不定期刑的刑罰而被監禁；美國的監獄人口也不斷攀升，諸如加州的三振法案貢獻不少，原本可以獲得假釋的收容人不斷遭到駁回。於是乎，1970年代末開始，「嚇阻」、「隔離」等成為英語系國家刑事政策之主軸，悄悄的取代了過去的社會復歸的刑罰理想。
1980年代柴契爾夫人上台後，隨著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英國政府朝向新自由主義前進，對於社會福利的重視較不若以往；同時，隨著媒體局勢的變化，各種小報興起，也是新自由主義後市場開放與自由競爭的產物。這些小報的報導偏好和模式，不但嘲諷專家學者無趣冗長的發言，也積極營造煽情的版面，目的是提高銷售量；從此之後，嚴肅的專家學者們不再是刑事政策的決定者與重要參考對象。小報席捲而來，閱聽大眾情感受到媒體的煽動，只要法院沒有重判犯罪嫌疑人，社會上出現要求私刑的聲浪或重度批判法官。另一方面，1980年代興起的新行業「民意調查」，影響力逐漸發達與擴大，政治人物玩弄「選票」、「公投」以符合「民意」的呼聲不斷，藉此表達重視人民的聲音與意見，於是民粹主義幾乎無可挽回一躍而起，也捲動了刑罰民粹主義。
Pratt教授認為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刑罰民粹主義：社會大眾認為對於犯罪人良善的處遇是建立在犧牲守法公民和被害者的權益基礎上，所以普通常識是，與其將財政提供監所改善受刑人處遇，不如將錢拿給貧窮的守法公民。對於過去菁英專家所擬定的刑事政策，民眾也越來越不信任，因為他們認為這都只有保障被告和受刑人，卻沒有保障到守法的社會大眾和值得同情的被害人。
刑罰民粹主義的興起
Pratt教授從五個面向來分析為什麼會有刑罰民粹主義的興起？
首先，威嚇主義逐漸式微，人民對於政府與政治人物越來越不信賴，而且看見既有的刑事政策不足以防止犯罪，於是有重刑化的呼聲。
其次，民眾對政府體制正當性失去信心，專家的影響力日漸降低，每一次只要花4、5天即可完成的民意調查簡單數據，成為政策擬定的重要參考。再搭配直接民主制度的加強與落實（如公投），更是衝擊落實民眾對現行政府體制無能之看法。
第三，全球化下，社會上因為各種生活形態的改變，例如：社區型態的轉變、離婚率攀升、終身雇用制不再，加深個體的不安全感與焦慮感。各國政府選舉與施政的重要口號之一是強調安全感。至於如何尋求安全感？政府根本對於社會政策（如金融危機）的改善無能為力，政治人物其實也一無對策，唯一可以滿足「人心」，又具有「能見度」的政策，是重罰犯罪者。新自由主義下的模範中產階級，因為這些不安全感與政府施政的無能，期待政府加重刑罰，選舉時也將選票投給這些會說漂亮話術的候選人，傳統的政治人物逐漸遭到淘汰，加速刑事政策轉向。一位美國學者就深刻地指出，美國當前的重刑化政策未必反應犯罪率的提高。與其說「治理犯罪」，不如說通過治理犯罪來鞏固政府權威的危機，重新凝聚民眾對政府的信賴。
第四，媒體生態的丕變，深化了刑罰民粹主義。競爭的媒體環境下，醜聞、色腥羶的新聞，是提高收視率不變的法則，但也加深民眾恐懼。原本已經疏離的現代人際關係下，人們很難再有其他管道來接觸資訊，往往只能透過新聞來吸收資訊，人民的恐慌感便隨著新聞播送色腥羶或犯罪事件的頻率不斷加劇。
最後，被害人團體的影響力不斷增大，佔據政府、立法、社會上的發聲位置，過去媒體訪問學者關於犯罪事件與犯罪問題，可能會較為完整呈現學者意見，但媒體現在訪問學者時，往往呈現出學者片斷而經過簡化的意見。學者的建議通常需要大規模、長遠的社會改革，或考核評估政策，這些複雜、需要時間、資源的建議，在講求快速淺易的媒體下，成為「外國語」。麥克風一轉，媒體更喜歡訪問被害人、其家人或相關團體，透過市井小民的簡單語彙，被害人的眼淚與吶喊，犯罪現場的血跡，閱聽人聽懂了，也看見了，簡單的故事可以引發對被害人的同情，繼而轉變對犯罪人的憤怒，不但提高媒體收視率，民眾也因感同身受更認同被害人團體，專家學者的意見在當代媒體特性下，如果不夠娛樂化，就是邊緣化，結果當然也是被邊緣化了。
紐西蘭的刑罰民粹主義背景
Pratt教授進一步分析紐西蘭的刑罰民粹主義的背景。紐西蘭人口4百50萬，早期因為是英國殖民地，傳統上民眾即有不信任英國殖民菁英的文化。紐西蘭社會強調認真工作，努力賺錢，許多的問題透過努力與金錢就可以解決。紐西蘭不重視知識份子，反而比較認同可以賺錢的運動選手；紐西蘭人民也不信任專家菁英，更熱衷觀看球賽。在新自由主義的侵襲下，許多放棄傳統農牧工作的紐西蘭人民，因為金融海嘯的吞噬而受害，原先的投資大夢瞬間毀滅，而政府對此也束手無策，導致這些中產階級更不信任政府。
紐西蘭政府為了回應民意，曾舉辦「應否嚴罰化與強制受刑人工作？」的公投，儘管這個公投題目明顯違反聯合國的人權公約，卻獲得高達91％的紐西蘭人民贊成，所以紐西蘭政府透過這種明顯愚民之議題，來凝聚紐西蘭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因為處於地球村的偏僻角落，紐西蘭人民在全球化浪潮中有著更為強烈的焦慮感，安全感成為他們的重要渴望，正好讓政治人物有機可趁，故意離開束手無策的的經濟問題，將民意導向「嚴刑重罰」與犯罪問題。
紐西蘭媒體生態的改變也是重刑化的促成條件之一，原本的國有電視台轉為自由化民營，媒體為了收視率競爭，熱切地製作色腥羶的新聞，經常可見報導監所受刑人待遇過得有多舒適優渥，類似的新聞標題「受刑人可以吃烤肉」（經查根本無可靠報導來源）、「受刑人可以吃肯德基炸雞和看液晶電視」，或者加深民眾的恐慌的新聞標題「性侵害犯人出獄摘水果」（實際上性侵害受刑人為了協助農家作業，所以幫忙摘水果）。經媒體偏頗報導，對比被害人的眼淚與痛苦，社會大眾更難諒解受刑人。
紐西蘭被害人團體的力量愈來愈大，2002年在首都威靈頓就有被害人團體舉辦大型抗議遊行活動，要求重刑化，但他們所舉出的犯罪數據嚴重是錯誤，媒體不但不質疑、求證或修正，依樣大幅報導，廣泛反覆的傳閱。另外，紐西蘭司法改革後，政府為了表示重視被害人團體，規定審理時被害人可出庭陳述，另一方面但卻忽略對被告之程序保障。研究結果顯示，被害人出庭發言，多半屬於發抒情緒，要求法官必須定罪，且從重量刑。但是判決結果通常不盡然符合被害人的期待，也就是說法官雖然聽見了被害人的聲音，法官依照證據判決的專業見解，並不會、也不應受到被害人眼淚的影響，但因為被害人走出法庭後，發現法官不見得依照他們的訴求判決，面對媒體的麥克風，直言恐龍法官的批評不斷。
Pratt教授最後指出，雖然各國歷史、文化不同，但當今幾乎多數英語系國家都走向刑罰民粹主義，他發現了北歐國家沒有落入這個漩渦中，具有獨特的柔軟刑罰典範、高度包容、寬待犯罪人，低犯罪率及低再犯率。
台灣的光譜在哪一端？
聽完Pratt教授的演講後，李茂生教授說「本來想移民紐西蘭，但經過2小時演講後，發現台灣刑罰民粹主義這一方面還蠻進步的，似乎可以打消移民念頭了？！」聽眾和筆者都笑了，但小心品嚐的話，有淡淡的苦味滲出。
全球刑罰典範的比較軸線下，臺灣在光譜的哪一端？又將走向哪一端？如果大家相信1974年Robert Martinson教授出版的「nothing works」（矯治處遇無用論）一說，如果刑罰民粹主義將成為普世價值，無疑永久終止了刑罰的所有辯論，讓犯罪學界「集體自殺」並「集體失語」。
在漆黑的犯罪學中，在逐漸失聲的知識份子裡，耳中突然響起音樂詩人Leonard Cohen低沉歌聲，悠悠吟唱著：「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萬事、萬物、眾生皆有裂縫，是裂縫讓光線得以洩入，世界並不完美，但大家需竭盡所能。我們坐在台上台下者，可以對台灣的刑罰制度有一點點貢獻，但在整體政策成果中，不能期待看見個人的光芒；我們可以加入遊行抗議的行列，但不要期待有響亮鼓聲的配樂；刑罰典範的期待與愛情終究會到來，但可能也是我們再度流亡的開始。
深入閱讀：
‧ John Pratt, Penal Populi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John Pratt and Anna Eriksson, Contrasts in punishment: an explanation of Anglophone excess and Nordic excep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 Taylor & Francis Group, New York: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