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不可說的精液鑑定真相－評呂ＯＯ等妨害性自主DNA鑑定報告

李俊億

精液在性侵害案件中是證明涉嫌人的重要證據之一，尤其是強姦殺人案件更需依賴精液鑑定以追查涉嫌人。然而簡單之精液鑑定，在江國慶冤死案（下稱江案）之國防部北部地方軍事法院再審判決書中，卻出現以驗血試劑檢驗精液、檢驗方法可能引起血液與精液交叉污染、混合型研判錯誤疑慮等（註一至註三），令人擔憂提出此鑑定報告實驗室之其他鑑定案件是否亦會有類似情事？然而，此一擔憂之剖析文章作者卻被該案鑑定人員提告妨害名譽，鑑定單位並準備控告侮辱公署，甚而要求全面銷毀刊登該文期刊之該期實體雜誌、電子檔案、網路搜尋與廠商庫存，並要求提供讀者名冊供其查核等（詳見附錄），令人惶恐白色恐怖是否再現？近日閱讀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提供之呂○○等妨害性自主案（下稱呂案）DNA鑑定報告，赫然發現作者上述擔憂係合理之懷疑，且果真早已發生，令人遺憾。呂案鑑識人員在現場疑似採得大量精液，經法醫研判兇嫌應有一人以上，且依據血型與HLA DQαDNA鑑定結果顯示，精液證物與呂○○全符合且與陳○○不矛盾，因此兩人在更七審前均被究以性侵罪責。然而，在更七審時因法官裁定送請不同單位以更精密之STR鑑定方法重新鑑定，結果顯示精液證物上僅有陳○○之DNA而無呂○○之DNA。此種引進新科技重新鑑定之方式，不僅可彌補原鑑定不足之精確度，更可驗證原鑑定是否正確。若重新鑑定只是彌補原鑑定不足之精確度，則無歸責可言；然若卻因此發現原鑑定係鑑定錯誤，則不可等閒視之。呂案重新鑑定發現的問題即屬後者，值得警惕。法務部調查局鑑定報告僅研判血型無矛盾依據法務部調查局83年2月4日(83)陸第八三O一三O二九號檢驗通知書（下稱調查局鑑驗書），將檢驗結果1-5項敘述各檢體之血型與DNA型別摘錄如下表：檢體來源ABO血型HLA DQα DNA型別被害人O 1.2;4精液證物O 3;4呂○○O 3;4陳○○O 4;4 在檢驗通知書之檢驗結果第4-6項敘述如下：4.涉嫌人呂○○之血液為O型血型，唾液與精液均為O型分泌型血型；其DNA HLA DQα段基因型為3;4型。5.涉嫌人陳○○之血液為O型血型，唾液為O型分泌型血型；其DNA HLA DQα段基因型為4;4型。6.依據上述鑑定結果，死者陰道內採得之精液血型與涉嫌人之血型均無矛盾，不能排除二人均涉案之可能。調查局原鑑驗書之檢驗結果第6項僅敘述死者陰道內採得之精液血型與涉嫌人之血型均無矛盾，並未敘述HLA DQα DNA型別是否與兩位涉嫌人亦無矛盾，值得探究。為何此處未對DNA型別進行研判？是否發現精液證物之「3;4」型別訊號異常，而無法與呂○○之「3;4」及陳○○之「4;4」比對？因為若精液證物確為「3;4」，而確為呂○○之「3;4」及陳○○之「4;4」所混合者，則精液證物「3;4」中「3」與「4」之訊號強度比例應為1比3。若非此比例，而為兩者訊號強度相當時，則不應將兩位涉嫌人納入判定為混合型。此處是否因DNA訊號強度與血型結果產生矛盾，而保留不為比對？能不令人質疑？法務部調查局之詢答書研判精液證物DNA為二人混合結果調查局原鑑驗書雖未對HLA DQα DNA型別進行比對敘述，但在其後續詢答書卻說明精液證物為二人精液之混合結果，如此轉折，令人好奇。依據如下：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重上更（四）字第123號判決書第16頁第8行：「…。又DNA、HLA、DQα段基因型為『4;4型』人之精液，與同段基因型為『3;4型』人之精液相混和後，在該混和之精液中，共有『3』與『4』二種基因型存在，檢驗結果之表現型仍為『3;4型』。如該二人共同對一名婦女強制性交，則該婦女體內遺留之精液仍會呈『3;4型』之檢驗結果，而本案就上開基因結果而言，應有百分之八十之確認率，若加計ABO式血型檢驗結果，確認率可提高至百分之九十以上，此有法務部調查局八十六年六月十日(86)陸(四)字第八六O四一O一三號詢答書附卷可佐…」。刑事局鑑驗書顯示精液證物來自陳○○且可排除來自呂○○之可能，證明原鑑定報告錯誤在更七審時，法官裁定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更精密之STR鑑定法重新鑑定，結果如下：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95年7月18日刑醫字第0950090474號鑑驗書（簡稱刑事局鑑驗書），鑑驗結論第1項：「…陰道棉紗（精子細胞層）DNA與被告陳○○DNA-STR型別相同，該型別在臺灣地區中國人分布機率預估為2.35x10-19；該型別與被告呂○○不同，可排除來自被告呂○○之可能。」刑事局鑑驗書顯示精液來自陳○○，且可排除來自被告呂○○之可能。此結果顯示精液證物為單人型，而非調查局鑑驗之混合型，故證明調查局前開鑑驗書有誤。「4;4」型之人的精液被鑑定為「3;4」型是鑑定不精確或是鑑定錯誤在刑事局鑑驗書提出後，依據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重上更(七)字第98號判決書第18頁第16行：「…。由此可知，前開所取精液基因型型別為『3;4』型，則可能屬某一人或數人之精液，且基因型均為『3;4』型，或屬二人以上，且基因型分別屬○1『3;3』、『4;4』○2『3;3』、『3;4』○3『4;4』、『3;4』_________8_等三種情形中之任一種，如僅有『4;4』基因型之人對A女強制性交，檢驗結果即不可能出現『3;4』之情形。…，此情並據證人即法務部調查局從事DNA鑑定之○○○科長到庭證述明確…、『因之其中的不可能是姓呂的』…，更明確表明：『我建議本案再送請鑑定較妥』，亦即當年之鑑定人，已經明白前述關於一組『3;4』型鑑定所得，並不精確，且排除共同被告呂○○，…」。依據上述判決書之記載顯示，精液證物基因型型別「3;4」型應不存在而應是「4;4」型。「4;4」型之人的精液被鑑定為「3;4」型，此項差異並非為鑑定不精確，而為鑑定錯誤，且與新舊鑑定方法無關。因型別「3」與「4」係各自獨立之訊號（如下圖），並無單一訊號之「4」型會因鑑定方法不精確，而多出「3」型，致被誤判為兩個訊號之「3;4」型之可能性。原鑑定報告精液證物DNA型別「3」來源之可能性調查局鑑驗書之精液證物HLA DQα DNA型別為何出現型別「3」？此多出之型別，究係如何造成？判決書內並未敘述。茲探討其原因可能有下列諸端：1.實驗室污染：實驗室品管不佳、操作不當，造成前後試驗之檢體污染、同時試驗之檢體相互污染或操作人員污染等，將型別「3」污染至精液證物中，因實驗室無品管機制而未被察覺。2.研判錯誤：在HLA DQα DNA呈色濾膜上型別「3」並未呈色，但卻研判錯誤，因實驗室無品管機制而未被察覺。3.筆誤：在HLA DQα DNA呈色濾膜上型別「3」並未呈色，但卻筆誤填寫錯誤，因實驗室無品管機制而未被察覺。4.故意栽贓：在HLA DQα DNA呈色濾膜上型別「3」並未呈色，但卻故意填寫錯誤，因實驗室無品管機制而未被察覺。以上僅為可能原因，若為實驗室污染、研判錯誤或筆誤，則為重大過失；若為故意栽贓，則不可原諒。相關單位應詳予調查，避免發生類似問題。法醫亦錯判精液證物為二人所遺留依據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83年4月21日檢義醫字第3208號函，該署法醫中心對DNA鑑定結果研判意見，除內容與上述調查局之檢驗結果雷同外，對第4-5項末進行補充研判，第6項則為深入研判，節錄如下：4.涉嫌人呂○○之血液為O型，唾液與精液均為O型分泌型血型；其DNA、HLA、DQα段基因型為3;4型。與死者陰道內容中精液DNA、HLA、DQα全符合。5.涉嫌人陳○○之血液為O型血型，唾液（與精液同型）為O型分泌型；其DNA、HLA、DQα段基因型為4;4型。與死者陰道內容中，精液DNA、HLA、DQα不矛盾。6.以上檢驗判明，死者陰道所留精液均有可能涉嫌人呂○○、陳○○二人所留。本案法醫對非其所從事之鑑定內容進行研判，其是否實際檢視HLA DQα DNA型別濾膜上之呈色狀態？是否確認出現型別「3」與「4」？是否比對型別「3」與「4」之呈色訊號強度比例？其研判有無品管機制？若未進行此類驗證工作之研判，則其研判結果自會與調查局所犯錯誤相同。尤其研判：「精液殘留量（大約廿西西），兇嫌應有一人以上。」（詳見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82）高檢醫鑑字第五二二號鑑定書），對照刑事局鑑驗書顯示之精液來自陳○○，且可排除來自被告呂○○之可能並不相符；與其證稱：「…，至20CC的量乃是目測而來」等被認定無證據證明力（參照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重上更(七)字第98號判決書第20、21頁），顯示法醫鑑定品質堪慮。結語呂案法務部調查局之錯誤精液鑑定發生於1994（民83）年，直至2006（民95）年始被證實。1996（民85）年江案之精液鑑定，於近日始被發現以驗血試劑檢驗精液、檢驗方法可能引起血液與精液交叉污染、混合型研判錯誤疑慮等。國家級鑑定單位面對如此重大鑑定錯誤，若未檢討改善，實非國家之福。尤其對依據總統指示全面檢討江案，而本於職責與鑑識良知，就已公開之軍、司法文書內容，撰文協助政府剖析科學證據，提醒法醫與鑑識人員引以為鑑者，提出司法告訴，並要求全面銷毀該期刊物。此種行徑猶如總統府設局要求對江案檢討，而由法務部調查局守株待兔，待剖析文章出現，一舉消滅異己，並擬查核讀者名冊，此與封建時代之文字獄，似如出一轍，令人驚訝。調查局對本於職責之撰文作者（時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如此強悍恫嚇消音，其餘鑑識專家孰敢挺身提出剖析？此舉是否顯示鑑定單位不僅提供之江案致命科學證據疑點重重？而由呂案之精液鑑定是否顯示，除江國慶冤死案外，其他案件之鑑定亦可能如此？相關單位是否應對此實驗室與法醫之鑑定品質全面調查檢討？並對其過去之鑑定案件重新審查？以維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