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檢的樣貌（三）—檢察官濫行起訴或上訴之個案檢舉

「追緝惡檢」專案小組

壹、前言
延續前兩次於2011年11月29日與12月6日之「追緝惡檢」之記者會，司改會於2012年3月29日舉行第3次之記者會，再公布3個疑似檢察官濫行起訴或上訴的個案。本文就此第三波之3個個案，以故事之方式介紹案情後，再進行若干討論與後記。
貳、個案簡述
個案一、沒東西被偷，也起訴竊盜 !?
案由 《竊盜》
起訴案號 臺南地檢署96年度偵字第10219號 96年度營偵字第1052號
終審案號 98年度台上字第4701號
判決結果 無罪！
案情摘要 檢察官起訴書的案發地點搞錯，最基本的事實毫無查證就起訴
（一）起訴事實：說的比唱的好聽？
檢察官起訴被告乙，在起訴書裡「清清楚楚」地說：被告與不詳的「阿榮」、「小蘭」共3人，於2006（民95）年9月9日凌晨4時許，在嘉義縣太保市○○○道路5K+600處至5K+180處，駕駛小客車、持剪刀、鐵鉤等物，由被告乙持鐵剪下車，以開箱器打開臺灣電力公司之地面涵蓋，剪斷電力公司電纜線的一端，再把另一端綁在小客車後的拉繩器，用自小客車之動力將電纜線拉出，然後乙再將電纜線剪成小段，「阿榮」負責搬上車，「小蘭」在旁邊把風，竊取電纜線。後來警方在2006（民95）年9月13日下午查獲，並自乙所駕駛的自小客車上，查扣上開的電纜線，將乙移送法辦。
（二）奇妙的是：根本沒有掉東西？
奇妙的是，本案台電公司並沒有報案，一直到2006（民95）年9月13日警察通知台電公司人員去製作筆錄時，「才知道」有電纜線遭竊。但更妙的是，法院為求慎重，再去函詢問台電公司，台電公司的回覆竟然是：「在該期間及路段，並沒有既設電纜線的失竊紀錄」，換句話說，在檢察官所描述的那個時間、地點，根本就沒有什麼電纜線被偷的事情，起訴的基礎事實就是烏龍一場，還寫得煞有其事？
（三）警方編劇，檢方施壓？檢察體系，全面失靈？
既是如此，被告為何要承認？被告的說法是：因為遭查獲後向警方稱電纜線是以前行竊未被起獲者，但是警方不相信，然後，就打壹張單子要伊按照單子內容去陳述、交待如何犯案。於原審偵審中，因換過三個不同的檢察官，檢察官要求處保安處分，並以伊如不承認，每偷一件要求刑判兩年半，在原審認罪，是因要求認罪協商的關係。倘若被告所述為真，則不啻是警方先編劇，檢方接力施壓，難道，本應過濾、篩選警方移送案件的檢察體系，竟是全面失靈？
個案二、起訴死罪無證據，還堅持上訴到底！
案由 《毒品》
起訴案號 宜蘭地檢署97年度偵字第544號
終審案號 最高法院，99台上913號
判決結果 一路無罪！
案情摘要 無任何物證也起訴死罪？證人指認錯誤，還要上訴到底？
（一）又在說故事比賽？
檢察官起訴被告某女子，說她除了轉讓、販賣安非他命給他人，還涉嫌販賣一級毒品海洛因，為最低本刑死刑或無期徒刑之罪。其最主要的依據，就是兩個吸毒者的證詞，說是在○年○月○日等，先透過○○○電話連絡，於○○地點，甚至於某女子的住處○○○，交付多少多少毒品等等，似乎指證歷歷、罪證確鑿。
（二）起訴如兒戲？
然而，販賣一級毒品海洛因，是最低本刑死刑或無期徒刑之罪，起訴要定罪，需有堅強的證據，倘若連基本的證據都沒有查證，率而起訴豈非兒戲？本案沒有在交易時當場查獲毒品便罷，也沒有查獲任何販賣毒品的工具。更扯的是，法院一查，非但監聽電話的內容與販毒全無關連，電話號碼竟也不是被告的？證人說的地址，也不是某女子的住處。最烏龍的是，法官把兩個證人找來，和被告當庭對質詰問，二人竟異口同聲地說：「不認識被告」？如此辦案豈非滑天下之大稽？檢察官連最基本的查證都不用做，起訴死刑或無期徒刑簡直是在辦家家酒！
（三）蒞庭檢察官也擺爛？最高法院抓狂！
更令人不解的是，宜蘭地方法院已經指出，檢察官起訴的證據薄弱，不足以判決被告有罪，檢察官不謀求任何補救之道，只會濫行上訴？到高等法院後，法官為求「慎重」，只好又去查了一些證據，發現結果更是難堪，只得判決被告無罪。至此，案件應已水落石出，人民受司法騷擾也該告個段落。高等檢察署竟然還是不分青紅皂白地硬著頭皮上訴，真不知這樣子算不算是濫權追訴？
果然，最高法院也看不下去，罕見地在判決書中，以嚴厲的口氣指責檢察官：「…被訴販賣毒品…罪名若成立，刑責至重，自當審慎證明、認定，…認事用法，豈可不慎。如果查無一般毒品供應者常有之大量毒品、分裝用之大、小包裝袋、磅秤、杓子等工具，或稀釋牟利所用之摻加物（例如葡萄糖粉之於海洛因），或帳冊等交易紀錄，作為補強證據，自難僅憑下游施用毒品之人，所為片面、齟齬或翻歧、矛盾之供述，遽入被告於上揭販賣毒品重罪，斯符現代法治國嚴謹證據法則之基本要求。…該等偵查中之陳述內容，關於所謂毒品交易之時間、地點、種類、數量、價額、交付方式等重要事項，多甚籠統、不確定，客觀上顯有瑕疵存在，○○○、○○○更一致供稱警詢中之指認，係由警員逕行提供被告之照片，命為蓋指印，做成指認程序等語，衡諸監聽之電話申用人並非被告，及○○○先前所稱供應毒品人之住所，經原審（審判長率領相關人員）履勘，並與○○○供證情況相為對照，難認確實，因認尚乏應有之補強證據，足以印證○○○、○○○在偵查中所為不利於被告證言之真實性，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檢察官若要託詞毒品犯罪，向來偵查不易、證明困難，蒐證上常常有困難云云，我們不否認，這些都是事實。然而，證據的蒐集如何困難是一回事，是否應予起訴，就應該依據證據來判斷，毋縱也應毋枉，尤其是死刑、無期徒刑的重罪。類如本案之起訴水準、上訴品質，檢方的所作所為，真的禁得起檢驗嗎？
個案三、教召不到就起訴，法律已改不知道？
案由 《違反兵役法》
起訴案號 士林地檢署93年度偵字第909號
終審案號 士林地方法院93年度易字第174號
判決結果 公訴駁回！
案情摘要 檢察官疑似不知法律已修正，且偵查作為違反比例原則。
（一）大法官解釋不清楚？修法不知道？
被告甲是設籍台北市的後備軍人，2003（民92）年時，因教育召集沒有前去報到，檢察官就以《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之「意圖避免召集，未按規定申報遷出」罪名起訴某甲。然而，法院指責檢察官，顯然輕忽了《妨害兵役治罪條例》已經於2002（民91）年修正，增加了所謂「意圖」的要件，換言之，檢察官必須要先了解被告「之所以召集未前往報到」的來龍去脈，才能判斷有沒有逃避點召的「意圖」（註一）。
但是，檢察官卻僅因傳喚不到被告，似乎也沒有拘提、也沒有通緝，就直接將其起訴，沒有調查「意圖」要件，顯然對於《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的修正非常陌生，至此已經有失其專業。
後來，法院毫不困難地就找到被告。到庭後，他說：「因為家中與其感情較好之父親去世後，即不太與家人聯絡，且因工作關係陸續至○○居住，後又至○○居住，其僅有國中畢業，不知道搬遷要向團管區陳報」。所以法院認為：因工作性質、家庭環境因素，未居住於戶籍地者在多有，原因不一而足，非必即係為了逃避教育召集所為；並且，教育召集一般均只不過數日而已，除非有特殊事證，更難以認定常人會故意逃避而甘罹刑章。因此，檢察官提出之證據，顯然不足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法院先命檢察官補充相關事證後，仍然未能於期限內補正，於是裁定駁回檢察官之起訴。
（二）不認真？還是不在乎？
或許，傳喚被告不到，並不全然是檢察官的錯，然而：(1)本案之資料有限，不知道檢察官究竟傳喚被告幾次？被告不過是一尋常百姓，法院找得到人，似乎沒理由地檢署找不到？(2)何況，忽略法律已修正，不分青紅皂白就起訴，如此辦案是否有失專業？難道檢察官僅為橡皮圖章，毋庸進行任何審查？而法院命補正後，其不但不補正、不爭執、亦不願撤回起訴，未免過於消極、被動，更加深「只會找老百姓麻煩」的印象。如此辦案方式，豈能獲得一般人民信賴？
參、後記
一如往常地，本文之3個個案公布後，法務部迅速作出回應，並展開初步調查。法務部回應的大意是：關於個案一，被告確實有偷東西，也有自白犯案，更有帶警方到作案現場去指認，只是，犯案地點「錯誤」，或許是「被告記憶有誤？或故意誤導？致影響及其自白之真實性，而屬證據取捨問題」。關於個案二，檢察官起訴並非「全無證據」，而是有證人的證詞，只是證人翻供，所以法院才判決無罪。至於個案三，檢察官否認「不知道法律修改」，而且也有傳喚不到，更有訪談紀錄證明被告不住在戶籍地，所以「綜合判斷」，認定被告有妨害兵役之「主觀意圖」。更辯稱：法院也不是一傳喚被告就來開庭，還不是發布通緝。至於檢察官在傳喚被告不到庭後，究竟要再行傳喚、拘提、通緝，都是檢察官「得自行斟酌決定之權限」，不能因此就說「法官找得到被告，但檢察官找不到」就有瑕疵。
而我們的質疑是：個案一起訴了5件竊盜犯行，卻有4件判無罪，這樣起訴品質是否已屬堪憂？而且，至遲於二審時，法院已經查明該起訴書所指地點，並無電纜線遭行竊之事，台南高分檢為何還要繼續上訴？個案二的證據疲弱不堪，歷審法院清查後，更是不忍卒賭，為何宜蘭地檢署與高檢署檢察官，既無增強任何的新證據，為何還要堅持上訴到最高法院？因此可知，倘若民怨甚深、司法信譽低落，實不能僅怪基層檢察官；高檢署浮濫上訴、以司法程序糾纏人民，亦應負起很大的責任。更不用說，本件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竟可毋庸對質詰問，且僅憑單一、相片之指認就起訴？如此之偵查過程，果真全無任何疏失之處？而倘若面對上開之批評，宜蘭地檢署與高檢署仍覺有受委曲之處，試問又該如何回應最高法院之嚴厲指責？
至於個案三，固然，檢察官在傳喚被告不到庭後，究竟要再行傳喚、拘提、通緝，都是檢察官「得自行斟酌決定之權限」。然而不得不思考的是，拘提、通緝、起訴，三者中何者為對人民權益之侵害最小之手段？檢察官偵查案件時固有自行斟酌決定之權限，但令人好奇的是，檢察官「自行斟酌」之考量點究係為何？而且，正如法院指出，教召影響不大，依常理，一般人並不會冒著被刑罰的危險而不到。是倘若未經被告適度說明，檢察官即予認定有「避免召集處理之主觀意圖」，會否稍嫌草率？此正如同起訴書仍以《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11條為起訴法條（其實早已修正為第10條），人民是否即可「綜合判斷」，檢察官的「主觀意圖」上，根本不知道法律已經修正？
無論如何，我們於歷次記者會均不斷強調：揭發個案，並無意針對承辦檢察官偶發之小疏失，所以，亦未訪查、公布承辦檢察官個人姓名。人民所關心者，毋寧係針對草率起訴、浮濫上訴之情形，作為決策單位的法務部，究竟有何預防、檢討與究責機制。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法務部果勇於任事，於四月初即已決定在各地方檢察署，建立「全面性的無罪判決檢討機制」，如此一來，相信非但可以提高檢察官起訴的定罪率，亦可以全面性地提昇偵查、取證、起訴與上訴的品質。如此之結果，亦實係人民之福。
編按： 關於「追緝惡檢－ 檢座， 您累了嗎？」第一、二場記者會之詳細個案說明，請見本刊第87、88期報導。
參考資料：《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2002（民91）年6月26日修正前：（舊法）第十一條：「後備軍人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一、離營歸鄉無故不依規定報到，或重複申報戶籍者。二、無故拒絕調查，或體格檢查不到者。三、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國民兵犯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罪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或國民兵犯第二項之罪，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分別依第六條、第七條科刑。」修正後該條規定移置為第10條，並修正為：（新法）第十條：「後備軍人意圖避免召集處理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一、離營歸鄉無故不依規定報到，或重複申報戶籍者。二、拒絕依規定調查，或體格檢查不到者。三、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國民兵犯前項第三款之罪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或國民兵犯前項之罪，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分別依第五條或第六條科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