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處的權利

林渭富

早在116年前，也就是1890年12月12日的《哈佛法學評論》（Harvard Law Review）中，兩位法律人山謬‧華倫（Samuel D. Warren）和路易斯‧布蘭迪（Louis D. Brandeis）聯名發表了一篇論文：《隱私權》（The Right to Privacy）。一般公認：一則出現在八卦報紙上的閒話版報導，促成了「隱私權」概念的成形。儘管百年以前已有真知灼見，現代人的人權意識也日益高漲，但隱私權卻並非理所當然被視為保障個人人格尊嚴的重要權利之一。

人類的生活形態不斷地進化，社會、企業、國家也不斷地以種種嚴正的理由，要求個人放棄隱私，以換得一個「更形鞏固的安全」。

簡單地說：這是一個偷窺狂的世界。

通訊科技的進步，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雖然遙遠，卻總能彼此聯繫。而「私人生活不可侵犯之核心領域」，卻也籠罩國家機器監聽的陰影之下。從1999年7月14日立法制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來，非法監聽的情形是否比立法之前有所改善？從統計數字看來恐非如此。2006年3月9日的立法院第6屆第3會期通訊保障及監察調閱委員會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法務部專案報告」中指出，法務部各級法院檢察署核發通訊監察書數量逐年上升，2005年便高達24117件。國家掌握窺探個人資訊的權力，固然與打擊重大犯罪有關，然而人民是否應該容忍更多隱私權受到侵害？這些都是值得法律人深思的議題。

台灣的大眾傳播媒體生態過於飽和，媒體解禁後過度成長，為了搶奪不到1%的收視率大餅，新聞台需要更多聳動的社會新聞來填補時段，檢警調便成為記者最佳新聞來源。在新聞自由、閱聽眾有「知」的權利等種種論調高唱入雲的時代，負責偵辦案件的檢察官、警察、調查局，如果膽敢對媒體不客氣，那顯然是在跟自己過不去。刑事訴訟法245條的「偵查不公開原則」，也只好暫時放在一邊了。

於是我們可以每天在電視新聞節目上欣賞「南迴鐵路怪客事件第87集」、「綁票案現場SNG」、「女毒販脫衣蒐證錄影秀」種種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的怪奇事件。至於侵害關係人隱私權的報導，更是目不暇給。

偵查不公開真的很重要嗎？當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而讓檢警調底牌盡露陷入僵局，當洩漏案情，媒體大肆報導，導致關係人生命受到威脅或傷害，甚至自殺，對檢警調而言難道不是一種反噬？

本期的《司法改革》雜誌所探討的兩大議題：「隱私權」與「偵查不公開原則」，恰好都與日前發生的的社會重大事件有關；民間司改會長期以來，持續關注偵查不公開原則屢遭違反而危害人權之嚴重性，呼籲檢警調及媒體嚴格自律。因為人的生命是無法用媒體報導來挽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