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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一個WTO工運的反思

簡錫堦

台灣第一次參與WTO的工運反思

◎簡錫堦_泛紫聯盟召集人/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


對於台灣這樣一個缺席六○年代時的反越戰、也沒有像國外社團一樣在WTO會議場地如西雅圖部長級會議或杜哈回合談判時,在場外大舉示威的反資本主義價值觀,很難想像為何有一群人,會反對這種讓資本市場自由發展、競爭的全球化運動。可是如果回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原點來看,就不難發現,反對全球化是有其脈絡可循的。

當全球化的風潮席捲全球,一切的經濟活動皆以資本主義的思維方式在進行著,不斷的強調市場開放、取消貿易保護……。經濟強國不斷的鼓吹自由貿易的好處,要求世界各國應該取消關稅壁壘,以促進全球經濟的發展。但是,當已開發國家以強勢的經濟力量進入開發中國家,透過所謂自由貿易手段侵害到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利益時,就等於是剝奪了當地國家的發展權利。於是,便衍生出富國對窮國的剝削,進而引起窮國的反抗,全球化的結果,最終可能就是富者愈富,窮者愈窮,被剝削者落得無法翻身的下場。許多的反全球化份子,同時也就成為了堅決的反戰份子。因為他們相信,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正是帶來戰禍的根源之一。

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是台灣的NGO團體第一次的反戰行動,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2005年的WTO香港部長級會議,場外反全球化的抗爭,台灣也未缺席,楊儒門在獄中絕食、台灣的勞工、環保團體赴港抗議,更有台大學生李建誠被港方羈押,顯示出台灣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已漸漸的被啟發。台灣社會的許多團體,對於新自由主義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發展,已產生相當程度的警覺,全球化不見得是美好的,反而是可能帶來禍害的。

從1985到1998年全球化發展的經濟成長率來看,比起1960到1980年代,不但呈現出倒退的數字,而過去貧窮的國家,並未擺脫貧窮,甚至更貧窮。在全球所得分配上,佔世界人口1%最富有的人群,其所得相當於世界人口57%貧窮人口的所得總和,可說是嚴重的貧富不均。而全球基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由0~1用來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數)已上升至0.66(超過0.4表示社會已達到有危險的嚴重程度),也就是說,全球正面臨嚴重的貧富差距。

因此我們要問,全球化,究竟是誰獲得好處?又是建立在誰的痛苦之上?從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情況來看,事實已昭然若揭。全球化就是擁有龐大資本的全球工業大國,透過建構虛幻的美好遠景,強迫窮國接受的謊言。例如,農產品的貿易,相對造成進口國當地農業的萎縮,讓農民生計更加困難;勞動力的輸出,也會造成當地國勞動保護放鬆,勞工失業,幸運未失業者則面臨低工資、沒福利或是只能擔任部分工時或派遣勞動的工作。而這就是富國所一致推崇下全球化所產生的可能結果。

因此,當台灣內部有人已經警覺到這樣問題,而積極參與反全球化運動的時候,我們應該值得慶幸!尤其在面對所謂的全球化浪潮時,台灣的NGO團體,更應該擁有這樣的敏感度。特別是在今年香港所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我們看到韓國的團體「韓國民主勞總」積極的為爭取國內工農因全球化可能喪失的權益,強力的抗爭,其鮮明的組織性與紀律,也相當引人注意。而這樣一個工會組織,在韓國進行選制改革,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後,甚至能夠組成政黨,在2004年奪下10%的國會得票率,首度進入南韓國會。但台灣的工會呢?

過去台灣的工會,因藍、綠政黨情結而被收編,自失階級運動者的角色。雖嚮往歐洲社會民主,具有左派運動影響力的階級政黨,但卻總是無法有更積極的行動與作為。當台灣的選制改革開始進行,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推行,是否會給予勞工政黨組成及參選的機會,筆者認為,台灣工會並沒有完全準備好。

目前,台灣的工會所面臨的困境,就是沒有社會化。工會只有在自身權益受損時或向資方要求多一點獎金時,才會抗爭,而這樣的姿態,也常讓社會大眾所看不起。未來台灣的工運,應該走向社會化,為建立社會制度而爭,如為貧窮化議題、國民年金、公共化托育制度、教育平等(反高學費)、稅制不公、社會照顧、反政商貪腐、移民移工政策……等公共政策、社會大眾利益而爭。因為只有工運社會化後,才可能進一步政治化,也才能夠被社會大眾認同。

換句話說,當社會大眾能夠認同工運的價值,才有可能形成政治力量,進而對抗在資本主義競爭價值下的全球化潮流。否則,在統獨、藍綠的操弄下,台灣的工會只會被收編而已。當階級利益無法浮現,階級運動無法看到希望時,就會產生無力感。最後,工運就只能成為政商政治與全球化思潮下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