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輝辯護律師林永頌專訪】我從不後悔幫他辯護

陳玉梅

當年白曉燕案，因爲沒有人願意幫忙張志輝辯護，他幫他辯護，而且一幫就是六年，很多人不解，陳進興這麼壞，他的家人一定也壞透了，爲什麼還要幫這種人辯護？即使有人認爲「陳進興殺人，不表示他的家人張志輝也是壞人」，也還是會覺得，他可以把心力拿去幫別人，爲什麼要幫他？
這些問題，多年來，林永頌律師回答了無數次，他說，當時看張志輝可能被冤枉，但是他沒錢請律師，也沒人願意幫他，所以他就義務接了這個案子。林永頌這個理由也許很多人沒有被說服，但是只要看他過去義務辯護的對象就知道，他重視冤案不是沒有道理的。他是冤案張方田、盧正及徐自強的義務辯護律師，這些案子被判有罪的共通點都是：沒有任何證據，只憑自白。而且盧正在監察院調查有無刑求期間，就被槍決了。
林永頌其實只是想幫助最微小的人，因爲這種人沒有資源，不幫忙他就是把他逼到社會的牆角，只會造成更多的犯罪。他說：「張素眞、張志輝都是社會邊緣人，國中畢業就沒有再讀書，毫無社會地位可言，如果我們任由社會邊缘人遭受種種不公的歧視待遇，不把這些人當人來看，我們要如何期待一個人性的、講正義的社會？」
可是當陳進興殺人那天起，就註定張志輝很難見容於這個社會，林永頌即使再怎麼想幫他，也很難改變這種社會的負面烙印。張志輝後來眞的殺了人，林永頌究竟怎麼看待他六年來，爲張志輝做的努力？林永頌認爲，在白曉燕案中，張志輝確實是冤枉的，就該還他清白，否則受刑人的家屬更容易因處境惡劣，而有偏差行爲。可是當張志輝後來殺了人，他會覺得過去六年做的都白費了嗎？林永頌說：「我很遺憾沒有帶給他深刻的改變。但我從不覺得我當年做的是錯的事，如果說上帝是愛與公義，我就是用實踐去體會這些，就像我當年對張志輝的付出是一種愛，但對法院的不公平裁判，我就用抗爭對抗，這是公義。」林永頌娓娓道來，作爲一個律師，他的關懷以及這些年面對很多質疑與批評時，他的心路歷程。
問：可否談談當你知道張志輝殺了人那一刻，你的感受？你對這整件事情的看法？
答：我每天早上都看晨間新聞，那天早上，一看，「耶，張志輝怎麼這麼大字出現在電視上，他又出了什麼大事？」我內心很疑惑，後來知道他殺了人，我覺得很遺憾，前面他是冤屈，可是爲什麼後面，他要犯這樣的案，而且是犯了很大的錯。
當然他自己的錯，他要負責，可是社會在討論這件事時，其中一個思維是開始懷疑：前面的白曉燕是不是他幹的？這麼兇殘，說不定前面就是他幹的！這種思維也是可以理解，你看這個人這麼壞，但是還是要講證據，你不能說後面是他做的，前面就是他做的，因爲不管往前推、往後推都只是推論。一般人沒有看到證據，很容易就這樣想。
一個人犯罪當然是不對，當他了殺人，除非他心神喪失，否則他就是有自由意志，要自己負責，但是我們應該盡量降低造成這個人犯罪的間接因素。有人曾說，一個犯罪者，他的下一代犯罪的機率比一般人高二、三十倍，我們這個社會若只是一味譴責，沒有另一方面的幫助，這種家庭通常社經地位比較低，若他又被抓去關，沒有賺錢，家中經濟會更壞。而且若這個家庭再被指指點點，標籤、社會的排斥是非常大的，以張志輝爲例，他前面的冤屈是很清楚，我不會認爲他後面犯罪了，前面的就不是冤屈，只是可惜。
媒體未審先判
當然張志輝不能因爲前面有冤屈，他後面就可以殺人，沒這種道理，不過前面的冤屈對他確實有影響的是：當他先被關，一審被判無罪出來，二審判有罪又被抓去關，更二又放他出來，他第一個要辦的事，就是太太要跟他辦離婚，要帶走小孩。社會壓力這麼大，他太太想離開他，其實也很難苛責她。張志輝一出來就發現自己「嘸某嘸子」；而且一講到陳進興，大家的印象就來了，張志輝找工作也很困難，因爲臉孔已被媒體曝光，而且媒體早已審判了他，其他人殺人新聞不會這麼大條，張志輝殺人特別大條。
從道德法律來看陳進興很壞，他但知有我，但知有家人，其他都不是人，這是不對的。但是他的家人就一定壞嗎？他有一個小孩長相很像陳進興，那個孩子去托兒所，一個家長知道，就不讓小孩在這個托兒所；有一次大家一起玩，一個小孩知道他爸爸是陳進興，還把他推到池塘裡。犯人的小孩就一定壞嗎？他就遺傳父親兇殘的殺人手法嗎？不一定。
張素眞的媽媽就更遠了，可是她在台北縣賣麵，人家知道他是陳進興的丈母娘，沒有人要跟她買，搬搬搬，搬到龍潭去。張志輝不管有罪無罪，媒體都很有興趣，所以只要一判，就來問我他們住哪，我都不講，可是記者都是無孔不入，跟水銀一樣厲害，麵攤一照，麵不用賣了，你可以說這是媒體自由，可是新聞自由到這個程度，是把犯罪家人逼到牆角，這種無限波及的結果，影響很大。
陳進興後來在看守所，牧師跟他傳教，有人在民意論壇就說，「如果他可以上天堂，我天堂才不去。」我曾多次在教會的婦女團契聚會中問她們：「陳進興很壞，大家都知道。如果他眞的悔改（當然只有上帝跟他自己知道），你認爲上帝會不會原諒他？」那時媒體效應還非常大，有人舉手，但不多。
當然有人會馬上想到：有這麼便宜嗎？當然他的法律代價是死刑，我們指的原諒是宗教的，雖然他沒做好事，但基督教說的是只要眞心悔改，上帝就會原諒他，因爲我們在上帝面前沒有一個人是及格、聖潔的，只要你悔改，上帝就視你爲聖潔。就像耶穌定十字架時是冤屈的，他旁邊兩個強盜，其中一個悔改，他也沒做什麼好事，可是耶穌赦免他。這個故事教徒都很清楚，可是連教徒都不認爲上帝會原諒他。啊，一個牧師娘照顧陳進興的小孩，結果教徒譁然，「唉，妳怎麼照顧壞人的小孩？」
站在法律的角度，罪人要懲罰，要改變，這都沒問題，但是可惡的是罪，不是罪人。我們不講宗教，以一般社會來說，我覺得大家是「不用付代價的正義感。」碰到這種事，大家坐在電視前在那裡剉、在那裡剿，可是有多少人願意對被告家屬關懷。被告抓去關沒錯，但是也是希望他改變（除非他判死刑），社會才會安定，但媒體這樣播、一般人這樣剿，這種對社會的關懷，不用付代價。
降低犯罪，關心弱勢犯人家屬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台灣人，如果你眞的關懷台灣的安全，除了懲罰犯罪，他在監獄裡有沒有受到好的改變的可能性，大家要關心付出。出獄的人，大家有沒有給他機會？大家不去探討這些問題，只是說，「這不對，那不對的」，陳進興是一個「阿嬤子」（祖母養大的孩子），他的行爲偏差、認知偏差，家庭破碎導致他犯罪，我們爲這種家庭付出多少？不用付代價的正義感，不必了。大家要多一點悲憫，多一點關懷，這樣才不會把社會比較弱勢的人（這些人也許在強姦打人時看起來可能很強，但是在社會階層都是比較中下的），逼到死角，努力降低犯罪是很重要的。
有人說，你都關心被告、被告家屬的人權，你就不關心被害人嗎？當然不是。但是你不宜說：有被害人，所以被告人權不用提。你不能說有被害人，所以被懷疑殺人的人他是否可能冤屈，就不用提了。頂多是說，這件事確實是這人幹的，被害人很可憐，所以被告刑期加重。但是是不是冤屈和被害人很可憐無關嘛。就像蘇建和案，被害人很可憐，但是這三人有沒有犯，跟被害人是否很可憐不一定有什麼因果關係。只是若是他們三人幹的，他們會被判比較重。
被害人這個議題不是不談，只是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司改會確實接觸比較少。我們很支持對被害人這邊的保護或是訴訟權利，法律扶助法就是其中一個，我們法律扶助基金會現在幫助很多被害人，或是權利被剝奪的人。
問：你跟張志輝有什麼私底下的互動嗎？
答：其實不多，因爲大部分他都是被押著的，除了看錄影帶的時候，到了他出來，更二時，這案子都很熟了，也不需要跟他討論什麼。見面也不是這麼多。一審他被判無罪我才眞正接手，那時他和姊姊在外面，我有送聖經和荒漠甘泉給張志輝和張素眞，錄影帶有一幕是他太太來看他，其實他有比較懦弱的一面，他太太就指控他不負責任，年輕時愛打電動玩具，人總是受到一些影響嘛。他姊姊張素眞是家裡的支柱，張志輝等於是精神上依賴著姊姊，我一直沒有看過他們的爸爸，可是我都沒有問，他們都到國中就沒讀書了，很早就出社會。可以想像家庭一定不會很好。
我感覺張志輝他最痛苦的是離婚的事，但是我們也無法幫他挽回什麼。我們跟當事人之間不會走的那麼密，見面就是談案情，除非他是婚姻小孩的官司，協談會多一點。否則一般這種刑事案件，坦白說，沒這麼多時間可以處理這樣的事。
問：當初你為他義務辯護六年，總是希望他能往好的路上走，可是後來他竟殺了人，你會不會覺得做這件事沒有意義？
答：你當醫生可以說這個人來急救，你把他救起來，他後來又死掉了，那我那時候不應該救他，沒這種事吧？救人能夠說他十年後可能會死，所以不要救他嗎？沒有這種事。當然，你會救錯是一回事，但絕對不能說這人可能是壞人，他生病，你就不救他，所以你也不能說他以後可能犯罪，所以現在不要救他，因爲現在救他是合理的。
遺憾沒能改變張志輝
你說有沒有遺憾，當然是有，我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把good news給他，傳福音，改變他生命的信仰。或者說不要講宗教，我沒有帶給他更深刻的改變，這是我的遺憾。但是這從不會影響我覺得「啊，當初爲什麼要去幫他？」或是覺得幫他不好。我獲得的價値很多，我接這個案子時，是因爲陳進興夾持南非武官時，謝長廷答應陳進興若願意放他們，他願意幫他的妻舅辯護，謝長廷後來拜託我，我應該幫他完成，這也是信守社會承諾。更何況當初我們認爲這個案子可能有問題。因爲社會矚目的大案件，有破案的壓力，就有可能多抓一些人，或是抓一些錯誤的人。
我記得，那時我有點知名度，曾有個會計師自問自答：林永頌怎麼會接這個案子？很疑惑，我沒有跟大家說，我這是義務辯護，後來他覺得「即使壞人的家屬是否犯罪，也要講求證據。」
問：對於有前任調査局人員和檢察官出來說，認為你辯護錯了，結果張志輝後來殺人了，你的看法？
答：當時我是想凸顯：壞人犯罪，他的家屬不能誅九族吧。而且媒體審判是錯的。後來調查局那些人因爲刑求都被處罰。當時，張志輝在高院，那個法官都不聽不看錄影帶。我們看了覺得有很多問題，他也不理我們。後來上訴到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更一審時農曆年快到了，最高法院於是發回高院說，法官錄影帶都沒看啊，張志輝說：「你看我這冤屈啊，我講的沒錯啊，沒剪的都這麼凶悍了，更何況剪掉的是最嚴重的刑求，逼我啊，那要不要告調查局的人？」我說：「不要啦，不要去告調查局的人啦，快過年了，給法官好印象，趕快出來比較重要。」
那時他被判無期徒刑，不會更壞了，也不會判他死刑，他都不怕了，我怕什麼，好，我們就去去監察院陳情，監察院調查後，這些調查局的人自請處分，所以調查局對我恨的牙癢癢的。
張志輝殺人後，也有媒體邀我上去講，但法律扶助基金會忙，我實在沒時間去。也許我上去講，媒體報導可以平衡一些，但是我覺得他們要亂講就讓他們亂講吧。其實張志輝後案，是錯的，之前對的時候，該講的我都講了，後面就算了。我覺得調查局那些人都是有紀錄的，大家都被懲戒了，當然他們的懲戒不是我的喜悅，但要給人民的是正確的法治觀念，壞人的家屬不一定是壞人，要講證據；辦案不能刑求、逼供。
問：你對白冰冰的看法：
答：白冰冰當初講的很難聽，「謝長廷、林永頌不是壞人，不是好人，他們不是人。」可是我從來沒有譴責過白冰冰，因爲他一個女兒因陳進興的關係，平白無辜這樣慘死，尤其她這樣的家庭，期待都在女兒身上，她的痛苦是一定的，他會恨也很可以理解，把不是被告也當成被告，無限的擴充，認爲幫助陳進興家人的都是壞蛋，這種種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恨是綑綁自己不是綑綁別人
台灣社會是個很壓抑的社會，經常都用怨恨、報復來看事情，因此要要求被害人昇華是很困難的。但恨不是綑綁別人，是綑綁自己，被害人這樣其實是更可憐。我覺得白冰冰可以不認同我，但應該不用到攻擊我的地步。當然他攻撃我，我是笑一笑，但我覺得他可以更走出來一點點。
當然要他饒恕加害人是不容易。但是一直被恨所綑綁，無限的攻撃，也不會讓他的痛苦更舒服。當然我不會批評他，因爲我瞭解她的心情。我知道有人攻擊她，但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她攻擊我我笑一笑，大家應該體諒，否則怎麼辦？我是沒有機會跟他對話，否則我願意跟他對話。
問：做一件與社會大多數人看法不一樣的事，你如何面對批評的壓力？
答：我是個基督徒，我覺得你要清楚你做的事是對誰負責。如果你對眾人負責，那眾人批評你，你怎麼還不緊張？但我是對我的上帝負責，而且我相信上帝是愛和公義。所以現在作的事，即使被罵，我也能承受。
我當初幫張志輝義務辯護時，我一個堂哥跟我爸說，「永頌是沒賺錢是不是？還是被謝長廷騙了，怎麼會接這種案子？」那時他不知道我是義務辯護。我常在教會講司法改革，我姑媽說我一定要告訴他爲什麼，否則人家問他，他不知道怎麼答？我太太剛開始也覺得雖然張志輝有冤屈，但爲什麼不幫別人，要幫他？後來看了電影〈綁票疑雲〉，看到那個主角，大家明知他有冤，卻因利害關係不出手相救，最後看他一步步被送上死刑台，她很震撼，才說，「好啦，我不反對。」
選擇與弱小的人站在一起
我也知道很多人疑問，很多人反對，但是我覺得上帝的喜悅比一切重要。耶穌說，跟隨他的人，背著十字架，跟著他的腳蹤行，但是基督徒講愛跟公義，不是光用講的，要付出啊，需要透過這樣的實踐過程，才能體會，唯獨跟這些弱小的人在一起，有機會去幫助他們，才會看到基督的愛與公義°就像我當初對張志輝的付出也是一種愛，但是對於調查局和媒體的審判，法院的不公平裁判，我是用抗爭對抗，就是在講公義，這些都要付出代價。我會被罵、被誤會，這要問自己信的這個宗教只是爲了得平安和福氣嗎？其實眞正的平安和福氣是當你付出，看起來好像損失了、有壓力，可是這時你才眞正得到。就像德雷沙修女就是在過程中眞正得到平安。
就像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五節耶穌說的，你做在最微小人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這對我都是很深的價値影響。
爲什麼我對有權勢的人很凶焊，對弱勢的人很關懷、很悲憫。我學耶穌。當他看到人假冒僞善，他的攻擊是很嚴厲的。若是被社會撇棄的人，生病、瘸腿，甚至犯罪的人，他接納他們，他要表達的是，有權勢的人，其實有更多的機會。
其實這麼多年挫折很多，很多事不一定像我所想的這麼順利，像盧正被槍斃，我受挫才大，他姊夫當時打電話來時是我接的，說他已經被執行掉了，那衝擊眞的很大（按：盧正因經過兇案現場被控殺人，但現場採集的指紋和血液都不是他的，連在後車行李廂搜出，被指控是勒斃被害人的的鞋帶，也跟被害人脖子上的紋路不同，法院最後僅憑遭刑求的自白書判他死刑。盧正在監院調查是否刑求期間，遭槍決）。那個晚上我講不出話來，睡醒以後，我馬上通知他家人北上，想下一步怎麼做，要不然怎麼辦？他們來都在哭，盧正他爸是個老芋仔，可是我們覺得監察院要繼續陳情，雖然後來也不能做什麼了，但至少監察院說他是對的，也算是個平反，否則要怎麼辦，至少盡力了。老實說，那受挫比張志輝還大。
當然我們不是每件都能幫得上忙，但是我們盡量陪這些人走一段。累積這些，更讓我們瞭解廢除死刑以及司法改革的重要。這些年來挫折很多，但當你歷練愈多，你就知道社會更需要你。（作者爲司法改革雜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