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的檢察官

黃英哲律師

在今年一月中旬時，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有關刑事案件的新聞報導，標題寫著 「陳來金命案，四年抽絲剥繭，證人變真凶」。報載內容概要為：本案被告因昔日軍中好友的指證，遭警方依殺人等罪嫌疑送法辦，雖然被告有提出案發時不在場證 明，卻仍被台北地檢署檢察官依殺人罪等提起公訴；俟經台北地方法院審理，對於被告陳述的不在場證明，均查證屬實，因而在八十二年間以殺人部分罪證不足，判處被告無罪；檢察官對此判決不服，上訴高等法院仍遭判決上訴駁回，接著高檢署檢察官再提出上訴，案經最高法院三度發回高院更審，第一、二次更審，被告仍獲判無罪，而檢察官也一再的上訴，使得本案纏訟四年多未決；最後，在更（三）審時，高檢署認為被告涉案情節尚有疑點，發交台北地檢署重新指揮偵查，終於查出真凶，平反被告冤情。

這一個案件令人不禁在腦海中產生二個疑問，一是檢察官為何無法先行詳盡調查清楚證據，避免錯誤起訴？二是檢察官為何一再的上訴？

對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或許下列二項事實可以提供我們推測部份原因所在：
〈一〉檢察官承辦案件太多，所以無法調查證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本人正在士林地檢署某偵查庭內執行告訴代理人職務，很謹慎的請求檢察官調查不利於 被告的證據，但是當庭所獲得的「裁示」卻是：「我們檢方案子很多，沒有時間查證據，院方時間比較多，你請院方調查好了」，接著又附註道：「本件如果地院判決無罪時，請告訴人一定要聲請檢方上訴」。面對此種結局，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於私，本件告訴代理人的工作可輕鬆完成，不用舉出任何不利於被告的證據，便可鐵定獲得檢察官的起訴處分；憂的是，於公，被告應有的程序上公平正義何在？現行的偵查程序是否還有必要存在，免得多此一舉？
〈二〉因為檢察官太忙了，以致於無法先行詳閱卷案資料，瞭解被告涉案情節， 所以才無法調查證據。有位當事人跟我抱怨，他因為被控涉及委託幫派份子代為討債，遭警方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在偵查庭內，檢察官對於所有被告，一律只訊問道：「有無加入幫派？」、「幫中職務為何？」、「有無綽號？」、「有無拜關公？」。 問畢後，便開始講述「佛法」，用以教化頑劣，勸人向善，至於調查證據之事，也就盡在「阿彌陀佛」之中了，隨後該當事人就被提起公訴了。心靈教化本是消弭犯罪的好方法之一，毋庸置疑，只是偵查程序的目的，在於發見真實案情經過，確認被告有無犯罪嫌疑，如此既可避免冤抑情事發生，保障了人權，亦可消除佛家所云造孽之憾。

關於檢察官遇有被告獲無罪判決時，總是會一再提起上訴的原因，據告知，一方面可能是為了其本身考績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檢察官如果不想提起上訴，則必須先行調取全案卷宗審閱，接著須簽請其主任檢察官同意，最後經由所屬檢察長核准之後才可以不提起上訴，可說是程序繁瑣，所以倒不如提出簡單上訴理由來得方便多了。

纏訟四年終獲平反，結果固令人慶幸可喜，但是多年審判的過程卻是難以煎熬的惡夢一場，何況夢醒時怎知不會身陷囹圄之中？誠心盼望每一個刑事案件的承 辦檢察官，能夠就於被告有利及不利的證據，加以費時費心的詳細調查，再據以決定是否要提起公訴，切莫因業務繁忙急著草率偵查終結，自然就不會有沈冤需要加以平反了。相同的，對於獲判無罪的被告是否有必要對其提起上訴，亦需詳究案情事證及判決理由，加以慎重考量，如此才不會使得真正的無辜者還要面對纏身多年的夢魘。「毋枉毋縱」，是司法制度的宗旨，希望這不只是貼在司法機關牆壁上的精神標語而已。（作者為本會委員）